齐白石传人汤发周分享，中国文人山水画之中，孤隐的深层意识是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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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文人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清谈风气的形成，与当时道家追求自然而然的思想有关，也和当时战乱频仍，特别是门阀世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知识分子一旦卷入门阀世族的斗争，就很难自保。魏晋以迄南北朝，因卷入政治风波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名士就有何晏、嵇康、张华、潘岳、陆机、陆云、郭璞、谢灵运、鲍照等人。东汉以迄南北朝的发展情状来看，希冀隐逸不仅是当时流行的风尚，更在某种程度上积淀成士大夫和文人们的一般心理。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逃避现实的心态，远离政治，避实就虚，探究玄理，乃至隐逸高蹈，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生成的“隐逸文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一批名士遁迹山林，以隐士自居，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现象，赋予了魏晋文化特有的谈玄论道，隐居不仕与山水清游的色彩，而这种容许解放自我的时代氛围之下，造就了魏晋南北朝成为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也是一个自言自语的时代，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追求自我觉醒，面对混乱的人世与幽远的山林宇宙，而享受孤寂之美的时代。
身为贵族也是知识分子的文人雅好山水之游，魏晋时期的山林文学应运而生，文人一边歌咏山林田园生活，一边重视山水与修养的关系，是魏晋时期之普遍的风气。不仅身居高位的皇室贵族出入林园，主动地亲近自然山水，而且大批的文人也将热情投放到高山名川之中，纵情于山水之间，要在山水风光之中得到性灵的满足。昔日以劝诫作用的人物绘画表现，逐步为追求山林野趣，歌颂田园之美所取代，文人以山水为审美的对象，追求山水宇宙与个人灵性交流的经验与美感。
“隐逸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文学”，陶渊明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陶渊明《桃花源记》之中对现实有着深刻的批判。桃花源中居民的生活，与外界并无太大分别，一样是“往来耕作”“屋舍俨然”，所不同的是，桃花源居民能和睦相处，“怡然自乐”。桃花源中似乎没有村社一类的基层组织，又因与世隔绝，外界一切机构组织都无由对之施用权力，人们生活在自由自在的状态中。陶渊明的《饮酒诗二十首其五》更抒发了其个人与自然的交感的美好经验：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人和宇宙本原、自然界是一个物我观照的“对象”，中国文化以人的精神作为宇宙精神的一个有机部分，因为在中国人的内在世界是可以同宇宙自然相构通的。道家的老庄思想体现得最为清晰。老子说：“道法自然”，主张宇宙自然有其运作的法则与韵律，强调人应该崇尚自然，在自然之中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从根本上来说，人的精神包融于宇宙之中，人的精神就是一种宇宙精神的映照，道家主张：“我即自然，自然即是我”“我与天地合而为一”，庄子在《庄子·杂篇》之中提及：“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又在《庄子·让王》之中主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人的生命来源于宇宙，最终也必将回归于宇宙的体系之中，肇因于此，画家的生命精神是应该在与自然精神的交融中获得的。在魏晋时期，这种对于山水自然的热情，使得大批文人与艺术家将热情投放到大自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