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大证券：美国大流感1918股市没那么糟(12)

美国的食物管制对于战争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1918年美国能够出口至协约国的肉、糖和面粉的规模是它往年出口规模的三倍，但这也降低了美国民众抵御致命流感的免疫力。
在应对大流感方面的制度性短缺还体现在医护人员方面。在美国参加一战的前夕，美国约有14万名医生，仅有776名为美军服务。伴随着美军参战，军队迅速征用了原本是民用的医疗资源，以牙医为例，1917年1月美军中只有58名牙医，1918年11月，这一数字升至是5654名。战争导致军队抽调大量的医护人员到军队和欧洲战场，直到几乎所有最好的年轻医生都被网罗起来。平民的医护条件迅速恶化。为民看病的医生要么太年轻，要么就是大部分接受的是老式医学训练。护士的短缺更为严重。
[14][美]约翰·M·巴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2008年。
[15]详见《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在本书中阐述了美国的政府集权，以及民主暴政的风险。
[16]详见《美国通史第4卷：崛起和扩张的年代1898-1929》，余志森等著。
总之，在1918年9月来临之前，美国以战之名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都为美国大流感的第二波更具致命的袭击铺平了道路。而对这一切，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一战期间执行的强硬路线就是要胁迫那些原本不情愿的人支持战争，并且镇压或者铲除那些反对战争的人。甚至在参战前，威尔逊曾经就警告国会：他们（一些美国公民）的不忠荼毒着国家生活的根本……这种失去理性、背信弃义及无视政府的东西必须被根除。在一战中，威尔逊更是要求“将残酷无情的精神……渗透到国民生活的每个角落之中”。威尔逊应该算是一个知行合一的美国总统，他说到做到，为了获取战争的胜利，他甚至没有对致命的美国大流感留下过任何面向公众的发言。
这样一种狂热之下社会的疯狂，或许可以从当时一本美军出版的《军医》期刊中窥见一二，这本原应是以拯救生命为宗旨的医学类期刊，这样写道：这个国家中的每一项活动都应该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赢得这场战争；现今的任何其他事都不重要；若不能赢得战争，任何事情都将不再重要。对人类生命的关心成为十分次要的。……医学官员更注重大局而非细节，即使是极为重要的个人安全，在公众利益的措施面前也要退居其次。在美国总统自上而下的这种主流观念引导下，美国大流感从天灾变成致命的“天灾 人祸”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