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诞辰二百年︱王璞：世界之诗与美国之诗(3)

在今年的五月之初，我们庆祝了“五四”百周年；现在，五月之末，我们又迎来了惠特曼诞辰二百周年
（他的生日是1819年5月31日）
。在汉语世界，这双重的纪念别具意义。
二
当然，谈论惠特曼对郭沫若和中国新诗的影响，近乎是老生常谈，这毕竟早已是文学史的常识。对于郭沫若的惠特曼色彩和新诗创制的关系，民国时期就有不少阐发。到了冷战期间，旅美华人学者方志浵（Achilles Fang）更一语中的地指出，郭沫若对新诗的奠基性贡献，不是别的，就是引入“惠特曼主义”。

哈罗德·布鲁姆编《最佳英语诗歌》
而这还只是惠特曼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意义。放眼世界文学，几乎所有值得注意的国别现代诗歌创生和转型中都有这位美国诗人的影子。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诗歌影响理论强调伟大诗人之间的“驱力学关系”，有时难免偏激，但他把惠特曼捧为史所罕有的“诗人原型”（poet-original），却毫无争议。他在《最佳英语诗歌》（
The Best Poem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 2004）这一选本中不惜篇幅，全篇收录《自我之歌》《横过布鲁克林渡口》等无以伦比的长诗。惠特曼对之后的美国诗歌乃至英语诗歌有笼罩性影响，而布鲁姆慧眼独具，点出即便如艾略特（T. S. Eliot）、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这样表面上和惠特曼大异其趣的诗人，也在作品中延续着或变奏着这位原型诗人的隐喻结构。说到惠特曼对西班牙语诗歌的影响，人们立刻会想到洛尔迦和聂鲁达，更可以说，在政治抒情上，聂鲁达之于拉丁美洲，正如惠特曼之于北美新大陆。而布鲁姆又立刻提醒到，其实，葡萄牙语中极具隐蔽性的诗人佩索阿其实也是看似高调的惠特曼的传人。是啊，佩索阿在诗歌内外为自己创造上百个分身，这不正是惠特曼所谓“我包含诸众”（“I contain multitudes”）的理想吗？布鲁姆的视野局限于所谓的“强力诗人”及其传承，如果把目光转向更广阔的非西方世界，那么，类似郭沫若那样“以惠特曼的名义”写诗的例子就更数不胜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