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诞辰二百年︱王璞：世界之诗与美国之诗(4)

法国当代美学家雅克·朗西埃更称惠特曼为“新世界诗人”（le poète du monde nouveau），认为不仅是诗歌领域，而且二十世纪的先锋派艺术运动都从中受到启发。苏联先锋电影中维尔托夫（Vertov）的叠加手法和劳动场景，就有惠特曼美学的余绪和发挥。
于是，一个饶有意味的世界文学现象出现了。瓦尔特·本雅明曾说，十九世纪中叶标志着抒情诗式微的全面开始，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或许是最后一部产生全欧洲效应的诗集。而当1857年《恶之花》问世后被送上了法庭并因此走上删改的受难路之时，1855年初版本、1856年起不断改动扩充的《草叶集》才刚刚开始它的全球旅行。在诗歌失去公共性的日子里，在黑格尔所谓的“散文化的”现代生活中，惠特曼的自由抒发却成为了世界之诗。“世界文学”“世界诗歌”这样大而无当的概念，放到惠特曼身上，却显得那么实打实、那么合情合理，以至于他的全球影响成了比较文学界的经典题目，论文集出了一本又一本，却仍给人意犹未尽之感呢。

惠特曼，三十五岁，《草叶集》卷头插画。
成就这样的世界性效应的，当然是惠特曼的世界修辞，世界文学学者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概括为“包容性修辞”（rhetoric of inclusivity）。混杂的罗列，几乎不休止的叠加，为新世界开列清单，这样的无所不包的修辞代表了一种政治上、文化上都非常现代的通灵主义（spiritualism），那就是“万物的民主”。于此，惠特曼的诗作不啻语言中永无闭幕的世界博览会。还是《向世界致敬》：
我看见地球上铁路的轨道，
我看见它们在大不列颠，
我看见它们在欧罗巴，
我看见它们在亚细亚和阿非利加。
我看见地球上的电报机，
我看见关于我的同类的战争、死亡、损失、赢利和烦恼的电波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