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论学术合作

要我来写关于合作的文章，颇有点像向素食者索要如何烹饪牛排的论文。多半情况下，我是独立行动者：我论文集里的500篇论文中，也许有5%是与人合写的。那也还是有超过20篇是合作的成果。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临终前，如果有人这样问他：“如果可以从头来过，有什么事是你会做得不一样的？”估计他会这样回答：“我会多喝些香槟。”如果可以对历史重新跑一遍蒙特卡洛模拟，我会和别人合写更多的论文。我会与罗伯特·索洛合写更多论文。若诸神慈悲，我愿和沃尔夫冈·施托尔珀再合写一篇经典论文。
许多人认为学问是孤独的行当，是密闭房间里的你和你的笔。（我知道有个忙碌的教授，他被教学和行政事务困住手脚。最终，在忙碌多年之后，他在斯坦福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享受了一个休假年：优厚的薪金，恬静的办公室，极好的秘书后援。但最后扫兴的是，他发现自己什么都写不出来了！）与志趣相投的脑袋合作，很有可能是获得舒心研究成果的良方。
我不赞同卡莱尔和熊彼特的伟人史观。科学是知识——公共知识。人人为之添砖加瓦：科学结果是各方努力的总和与产物。
R.A.费希尔是伟大的统计学家，也是性情乖戾的个人主义者，和反复无常的天才。内曼与皮尔森（Neyman & Pearson）——这可视为一个词，就像“吉尔伯特与沙利文”（Gilbert & Sullivan）或“罗杰斯与哈特”（Rogers & Hart）一样——也是伟大的统计学家。战前波兰和英格兰之间的邮递缓慢，但他们的合作还是能得以持续。当时邮件来回的时间是以月计，而现今的电子邮件以纳秒计。
说委员会无法产出精彩之作，那是胡说八道。骆驼的怪样子常被诋毁，那其实是它在形态上和功能上适应的伟大成果。英王詹姆斯钦定版的《圣经》，就好比是贝多芬的交响乐，是宏大的团队作品。千万别去打探《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这部名著的两位合作者，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分别贡献了多少？
H.哈代（G.H. Hardy），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数学家界的一代宗师，曾说：“我的一生是美好的一生，我与李特尔伍德（Littlewood）——以及拉马努金（Ramanujan）！——合作过，合作的条件还算对等。”窃用哈代的说词，我也能吹嘘说，我和索洛联手奏出过好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