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论学术合作(4)

与R.G.D.艾伦（R.G.D. Allen）和J.R.希克斯（J.R. Hicks）不同，他们从一开始就组队，写他们1934年的经典论文《价值理论再思考》（Reconsideration of the Theory of Value），显然，当我的促成作用对某位朋友太明显时，我就会成为文章的合著者，我为数不多的合著成果都是这么来的。1953年首次与索洛合作时，我为他独创的定理猜想给出了数学证明。［那是因为我碰巧记得，A.J.洛特卡（A. J. Lotka）的数理人口统计学中有个类似例子。］这种事很少见。原本只需一条脚注就够了，但他坚持要把我列为合著者。在我们的1956年合作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索洛拯救了我，使我避免了错误的猜想。我未在另一篇文章挂名，该文否认斯拉法投入产出模型中技术的双重再转换的可能性。
但既然该文作者当时是我在MIT的一名学生，那么我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愚蠢而受到大量指责也是理所应当的。
我还能继续细说有关默顿与我、汉森与我、莫迪利亚尼与我的轶事。但篇幅有限，还有更具代表性的事情需要提及。
因此，请允许我只谈我和与弗兰科·莫迪利亚尼的合作，这是独一无二而让人折磨的经历。我们大家都羡慕莫迪利亚尼与格伦伯格（Gruenberg）、莫迪利亚尼与布伦伯格（Brumberg）、莫迪利亚尼与安多（Ando）、莫迪利亚尼与德雷泽（Drèze）、莫迪利亚尼与米勒（Miller）、莫迪利亚尼与……之间传奇般的合作。我常开玩笑说：“弗兰科，在我死后，你会后悔从未听到过我的声音。”因此，即使我像沃尔特·米蒂（Walter Mitty）[沃尔特·米蒂是美国作家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创造的一个喜欢做白日梦的文学人物。——编者注] 那样去梦想拥有拿破仑式的荣耀，我也从不敢奢望有莫迪利亚尼与萨缪尔森的合作。但命运注定我成为拥有一切的那个人。
那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是从网球场上开始的。（《纽约客》周刊，以“我们怀疑是否发生过的事”为标题，刊出了一则新闻讲述此事，但其实，此事相当可信。）莫迪利亚尼不想在两次发球之间浪费时间，他问我：“你相信路易吉·帕西内蒂（Luigi Pasinetti）的新理论吗？”“你说来听听。”“帕西内蒂称，工人储蓄率的上升，不可能影响长期的资本存量或利率。”在莫迪利亚尼发球双误之后，我说：“不可能。若以哈罗德的模型为起点，现在把工人的储蓄倾向提高到比食利者还高。那样确实能提高K/L，且确实会降低长期利润率。”我俩因而构想出了双重反帕西内蒂的均衡。但不经过分娩的痛苦，思想的成果也是无法诞生的。每句话都须经充分详尽的讨论。那就像坐在木桶里跳下尼亚加拉瀑布。即便给我100万美元，我也不肯错过这次经历。但我也不愿为了再帮他一次，而去指手划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