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论学术合作(8)

我读了书稿后，觉得是克里克最受伤：如果他是完全对等的合作者，也没有那么冷酷的野心，依我看他必定满怀委屈。不管怎么说，年轻的战友们需要好几年，才能相互和解。
棘手的案件造就糟糕的法律。依我的经验，学者和科学家作为个体，与法官或掘沟工人相比，并无好坏之分。也许我一直很幸运，但如果一切可以选择，我还是希望可以身处我的老师、同事和学生们中间，一个都不要少。
结语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特别是对我来说），用联合署名的研究的相对数量来度量这个人的合作，都是错误的。对于在1776年写作《国富论》的那个斯密，我可以真诚地说“斯密与我”。发现期权价格公式的那一对合作者，他们做了我没能做到的事，所以我可以说“布莱克—斯科尔斯（Black-Scholes）与我”。我显示出了向约翰·希克斯爵士（Sir John Hicks）学习（可供学习的东西）的偏好。我想从他那里学习的，比他愿意从我这里学习的更多：谁说过生活是对等的？我让凯恩斯的橄榄球越过了他停球的码线。为什么我要奢望自己的任何一个记录，都永远无人打破？
我不禁为自由意志论者难过。这是我自己的过失，我应该自谴。每当我感觉到自己太过自满，我就会重读L.T.霍布浩思（L.T. Hobhouse）1922年的文字：
产业的组织者（有成就的学者）发现了一整套由技术工人、机器、市场、和平与秩序组成的社会制度（这是过往的知识与当代研究者智慧的结晶）。他们以为这个社会制度是他们为自己“创造”的，供自己琢磨和赏玩。事实上，这个社会制度是一个巨大的工具和无处不在的氛围，是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几十代人的时间里共同创造的产物。如果拿去全部的社会因素，我们就连鲁滨逊·克鲁索都不如，没有他从失事船只抢救出来的物品，也没有他学到的知识，我们将不过是赤身裸体的野蛮人，靠树根、浆果和鸟兽为生。
（本文原题为《论学术合作》，摘自《萨缪尔森自述》一书，吕吉尔译，赖建诚校，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