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论学术合作(7)

比方说，当一个团队总是以“Aaron和Zeiss”的署名发表文章，这样的字母顺序排名对Zeiss的不公平度就较轻。反之，若反复以“Zeiss和Aaron”的署名方式出现——如果是真正对等的合作——那就会是一种不公平的表现。当然最好是逢星期一、三、五用“Aaron和Zeiss”的署名，逢星期二、四、六用“Zeiss和Aaron的署名”。若有一长串的研究员，因历史的偶然，以“Thompson， Dickson和Harrison”的署名发表，大家会认为原因是：Thompson是正教授，也是取得经费的主角，否则那就更不公平了。如果20年之后，又继续发表了N篇文章，而期刊的引用索引都变成了“Thompson et al.”，那就惨了。我可不想去向天堂的看门人圣彼得解释，我也是正式作者之一，只不过在“et al.”（等人）所代表的那些人中间。
这里的这位Harrison如果足够敏感的话，他应该从一开始就坚持“作者人人平等，没有哪位作者比其他作者更平等”的原则，并在每次发表的时候仔细调整署名顺序，让所有人都明白作者间的地位是平等的。
这一切是否是在小题大作？不是的。在一部1958年的论著的书脊上，“多尔夫曼、萨缪尔森和索洛”（Dorfman, Samuelson, Solow）的名字，一丝不苟地按字母顺序排列着。默顿（Merton）的《科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ce）证明，适当的荣誉对学者极为重要。谁偷走了我对创新的合法权利，谁就等于偷走了我的全部。的确，真要说起来，初级助理们往往会夸大自己对研究的贡献；而那些胸前挂满奖章的人又时常对那些变来变去的合作者的努力视而不见。若这些投入和功劳，事先能有共识，并写成合约，这该有多好。但经验告诉我们，在动态的现实生活中，功劳和知识产权无法被明确量化。（小道传闻说，历史上有位教授，他的女助理再三提醒他注意观察某件事，结果他因为发现该现象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还有人因为治愈了一种今天没人相信曾存在过的疾病而获得诺贝尔奖。
或许是他实验室里的奴隶让他失望了？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遁辞。）
肯尼迪总统或他的演讲稿撰写人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on）曾说过：事成人人邀功，事败无人揽责。但在他们之前，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伯爵，在他战时日记里说过这句话。只要能利用名誉获利，就可能发生争吵。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的《双螺旋》（Double Helix）是由发现者本人撰写的、对科学突破最伟大的描述。那不是个美丽的故事，但要是有个老兄愿意写，那么就应该（照原文）发表。不过哈佛大学出版社和哈佛社的律师们做出了另外的决定。他们担心，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劳伦斯·布拉格爵士（Sir Lawrence Bragg）可能会对此书提起诉讼。女性权利的守护者们，认为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她的晶体学数据引导克里克（Crick）和沃森提出了螺旋假说］遭受了最残酷的诽谤中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