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论学术合作(2)

《萨缪尔森自述》，保罗·A.萨缪尔森 著，吕吉尔 译，赖建诚 校，格致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人们常言，少说废话，面对事实。恰巧，1940年我与战前我在哈佛研究生院的同学拉塞尔·尼克松（Russell Nixon）合写了一篇论文，正是这篇论文让我获得了在MIT的职位，后来我在那里待了一辈子。让我来解释一下。哈罗德·弗里曼［Harold Freeman，不属于扶轮社的（non-Rotarian）统计学家，他更像是皮尔·金特（Peer Gynt），而不是闵希豪生男爵（Baron Munchhausen）］开始了一个人的圣战，要把我从哈佛调到MIT。事已明显，哈佛根本不是多大的障碍，但此事遭到MIT的系主任拉尔夫·弗里曼（Ralph Freeman，后来成为我的亲密朋友，他与哈罗德毫无关系）的抵制。他说：“是的，我知道萨缪尔森是个有前途的经济学家。但他会与人合作吗？”哈罗德回答说：“合作？
笑话，他的文章都是与人合写的。”历史女神克利俄（Clio）有种幽默感。那是我的第一篇合著论文，也是十年中唯一的一篇。此外，我是理论工作者，并非注定会成为经验统计——如对1939年前美国就业总人数的测度——方面的多产作家。我之所以写那个主题的文章，仅仅是因为我认识到，有个第三方钻营能手，正在把尼克松挤出一个合作事业：那本不关我的事，但我偏袒弱势者。［好心未必有好报。已故的拉塞尔·尼克松曾是肯尼迪总统的顾问，他积极追求在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发展，走左翼工会主义路线。我敢肯定，联邦调查局首任局长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的档案，已经记下了我是尼克松的合作者，但我没有好奇到去利用《信息自由法案》来了解详情。在政治迫害盛行的麦卡锡时代没有发生不幸后果。但那些有才干的人前程被毁掉，这可不是好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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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继而减少了与人合著时的随机性。1941年施托尔珀和萨缪尔森关于“贸易保护主义和实际工资”的文章，是引用率最高的贸易论文之一。该文发表50年之后，密歇根大学召开了为期两天的会议，来纪念该文的贡献并扩大其影响。请注意，“萨缪尔森”（Samuelson）按字母顺序应先于“施托尔珀”（Stolper），但施托尔珀却署名在前。理应如此。沃尔夫冈·施托尔珀曾是熊彼特在波恩大学的学生，并跟随他来到哈佛。新婚的萨缪尔森夫妇和施托尔珀夫妇，住在离哈佛园两个街区的同一条韦尔街上。（在那时，我根本不需要手表：每隔一刻钟，纪念堂的钟声就会告诉我时间。我健忘，记不清日期，但多半能猜对月份。）有一天，斯托尔珀向我提起：俄林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必定意味着，美国的关税应当会提高美国的工资水平。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是的，在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