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面科学·性/别︱姓名的文化史：从居里夫人到玛丽·居里(6)

居里（Eve Curie）写的《居里夫人传》（Madame Curie）和后来许多传记作者不断复写的材料。自传比较简单，书名也是自己的名字，对她的形象塑造影响最大的是她去世之后1938年由女儿撰写的这部《居里夫人传》，这本传记不如自传朴实，强化了母亲作为科学家不被理解的一面，突出了父母灵魂伴侣一般的爱情和平等的科学合作，虽然大体真实，但存在很多为尊者讳的内容没有提及，国内读者的认识也基本停留在这一书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女性作者开始重塑居里夫人的形象，代表作是吉鲁（Francois Giroud）的《一个无尚荣光的女人》（Une Femme Honorable）和奎因（Susan Quinn）的《玛丽·居里的一生》（Marie Curie: A Life），她们的初衷都是避免把玛丽·居里称为居里夫人，恢复其作为独立个体的一面，从书名就能看出这种内容上的导向。吉鲁的书中聚焦了玛丽·居里生命中的四个男性，从女性视角看待爱情，并且没有像艾芙的书中那样讳言她和朗之万的绯闻，同时通过实验笔记等证据论证在与居里的合作中玛丽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奎因则利用最新的家庭文献和私人日记，塑造了一个完全剥离了“居里夫人”这一科学神话和社会符号的女性传主形象，她通过档案回溯了1903年提名诺贝尔奖和1910年参选法国科学院院士失败的过程，一方面显示出玛丽·居里并不像被塑造出来的科学家形象一样不在乎名利，事实上真实的科学家也绝对不是这样的，另一方面通过竞争对手和评委的档案反映出当时对女性科学工作者的歧视，还将参选失败和同时发生的和朗之万绯闻联系起来（这时候居里先生早已去世多年）。奎因通过信件勾勒出玛丽·居里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她一直秉持科学活动和私人生活没有关系，不希望人们窥视自己，这其实是一种被照射在聚光灯下的自我保护，道德评价不仅影响了她的声誉还在剥夺她的学术生命。同时奎因揭示了另一件真相，玛丽·居里和朗之万的感情违背了当时的法国潜规则，即丈夫可以默许有一个情妇，这是男性的特权，而玛丽·
居里在挑战这种特权。事实上朗之万的妻子之后默许了朗之万有了一个秘书情妇，但不至于像玛丽·居里一样有名到可能威胁自己的生活。当然奎因没有讲述的是，如果我们脱离传主的视角，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这一故事，就更能体会到结构性压迫对女性的剥削，从这一点而言朗之万的妻子和玛丽·居里同样是被剥削的一方，你看，我们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呢。从早期居里夫人形象的塑造，到近年来恢复其本名的尝试，也不过是这更大历史浪花中的小小一朵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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