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流与逆流》：七十年代前的香港电影是怎样崛起的？(2)

《顺流与逆流：重写香港电影史》着重写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并将主要章节的时间下限定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涛表示，他们在编写时并没有特意排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的香港电影。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香港电影引起了全球性的关注，很多学者都在探讨香港电影的文化身份、香港电影和殖民社会的关系以及香港电影如何走向全球等议题。尤其在1997年前后，香港电影一度引起了许多西方学者的关注。苏涛想在这本书里试图填补一些香港电影史的空白，去讨论之前没有被研究者关注或者深入讨论的议题。因此，这是这本书关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的香港电影比较多的原因。
电影史研究中的视角问题特别重要。香港电影有很多种阐释方法和研究角度。苏涛认为，对香港电影的研究应该要有内地的视角。苏涛并没有在香港生活的经历，连粤语都不会讲。在这样的情况下，苏涛只能扬长避短，从内地视角去审视香港电影，比如去研究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之间的互动。苏涛请不同背景的撰稿人撰写此书，也是因为有些议题是需要不同的视角的。比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香港的电影清洁运动，就与国民政府的影响密不可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香港的黄梅调电影里，大家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脉络的延续。这都是非常典型的“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
而关于为什么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电影非常重要且形态复杂，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自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起，上海影人大批南下，包括当时最顶尖的电影人才，比如编导、明星、技术人员等，构成了沪港电影的分流和转型，这批影人把中国早期电影的传统带到了香港。
1950年代还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就是冷战格局的影响。香港当时被称为“冷战之城”，包括东南亚电影节，其实也是文化冷战的产物。“50年代日本电影先后在戛纳、威尼斯等电影节得奖，日本电影积攒了非常好的口碑，也大量出口，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特别多的利益。欧美观众并不欣赏日本电影，反而是在东南亚地区有着庞大的市场。基于这些原因，日本牵头发起了东南亚电影节。香港方面，邵逸夫是非常积极的参与者，这其中也有商业诉求，即邵氏需要在东南亚开辟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香港是文化冷战的获益者，因为冷战推进了亚洲电影的区域合作。那些奠定日后香港电影格局的重要因素，在50年代都能看到一些端倪。”
东南亚市场之于香港电影
沙丹认为，提到内地电影发展的黄金时期，就会提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及新世纪产业化之后的发展。“但我们在不断重写电影史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时期的重要影片，比如20年代的《盘丝洞》这类影片的出现，对电影的历史进行了新的修正和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