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流与逆流》：七十年代前的香港电影是怎样崛起的？(5)

比如《空中小姐》这部影片，尽管这部电影在中国台湾非常受欢迎，但始终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褒奖。这是因为葛兰饰演的女主人公不听父母的安排，执意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不符合传统伦理道德。
“邵氏”的前身是成立于上海的“天一”。邵氏兄弟是宁波人，“天一”以拍古装片见长，后来衍生出“邵氏父子”、“邵氏兄弟”等不同分支，一直延伸到现在的“TVB”。沙丹认为，从这家公司的历史中，大家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文化企业从中国内地开始，经过在香港等地区的发展，最终又回到中国内地。这是一种文化流转的方式。另外，“电懋”在停止拍片之后，他们将片场租给“嘉禾”。“嘉禾”后来又被“橙天娱乐”收购。这两家公司都体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文化流转：从中国内地或东南亚起步发展，在香港达到辉煌，最终又回到内地。
功夫片、贺岁片、黑色电影：意识形态的构建与运作
《顺流与逆流：重写香港电影史》中的一篇文章探讨了1970年代功夫片中“训练”的意义，作者提到了功夫片与香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和运作的关系。刘家良导演的《少林三十六房》讲述了主人公要接受各种各样的训练，训练过程是非常单调和乏味的，但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功夫，完成复仇。类似这种电影非常能获得香港蓝领工人的认同。

《少林三十六房》剧照因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的主导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工人在流水线上做重复的工作。刘家良还有一部很有趣的电影，即《少林搭棚大师》，主人公表面上是在练习搭棚子，但他其实在无意间已经习得真功夫。也就是说，学习功夫几乎是在无意识间完成的。当时的蓝领工人看到这样的影片，会觉得自己日复一日的单调工作其实是有意义的。这让人想到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即不断克制自己，以“禁欲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作和生活，相信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最终完成社会阶层的向上爬升。而群星式的贺岁电影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就有过这样的尝试，它成为一种产业模式则是在50年代的香港，其中一部重要的影片就是《豪门夜宴》（1959），另一部很重要的影片是粤语片《人海万花筒》（1950）。这种模式在后来的香港电影中不断演化，才有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贺岁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