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幼敏|鸦片战争时期的“汉语三剑客”(5)

除此之外，马儒翰还做了以下一些事情：
一是参与修订马礼逊的《圣经》中文译本。1835年，由马儒翰主持，与麦都思、郭士立、裨治文组成四人翻译小组，对《圣经》中文译本重译修订，至1840年完成。
二是印刷出版活动。马礼逊是将西方现代石印技术引进中国的第一人，而具体的技术则由马儒翰向中国印工传授。“石印术的大规模使用使中国出版界真正进入了近代”，这里有马礼逊、马儒翰父子的首倡之功（谭树林《英华书院与晚清翻译人才之培养——以袁德辉、马儒翰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14年第2期）。马儒翰还于1833年开始铸造中文铅字，尽管不到一年时间被迫停顿，但他毕竟是在中国铸造铅字活字的第一人，在印刷史上有其地位。
三是著述活动。马儒翰除了著有前述两本商贸专书外，还翻译、撰写了大量单篇文章，发表在当时广州、澳门出版的中外文报刊上。据统计，仅在《中国丛报》上，他就发表了84篇译作和文章，内容覆盖中国地理、政治、语言、中英关系、商业贸易等，为西方全面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他在香港创办的英文报纸《香港公报》后成为港英政府官方周刊。
四是发起创办协会。鸦片战争前，广州的外国侨民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马礼逊教育会、中华医务传道会，马儒翰都是发起组织者和负责人之一。这三个协会分别在出版介绍西方科技书籍和知识，创办西式学校和公共图书馆，引进西医、开办西式医院这三方面对中国的近代化有所贡献，马儒翰在这三个协会上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
1843年8月29日，马儒翰在澳门患急性疟疾突然去世，终年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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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习汉语的动机和过程来说，郭士立自学为主；罗伯聃始经商，后从政，亦是自学成才；马儒翰是三人中唯一科班出身，受过英华书院正规汉语教育，却是遵从父命才走上学习汉语之路的。从三人行迹来看，笔者推测他们都是先学方言，然后再学南京官话。因为其时北京官话尚未在全国通行，华南一带通行的是方言和南京官话，这从马礼逊《华英词典》及罗伯聃《意拾喻言》的汉字注音便可知道。郭士立在1831年至1833年连续进行了三次中国沿海航行，事后又出版了《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据学者顾长声言，郭士立第一次在广州附近沿海航行时还不会说北方话，也可作为佐证。三人中只有罗伯聃后来学会了北京官话，郭、马二人始终不会说北京官话。
三人在中文或有关中国的著述方面各有成就。郭士立的兴趣比较广博，侧重于宗教、历史、文学和社会现状；罗伯聃侧重于编写汉语教科书，商贸汉语是其特色；马儒翰侧重于对中国政治动态和政治制度的研究。中外学者对郭士立的著述有不同评价，比如美国学者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批评郭士立的专著《开放的中国》创作草率，修订粗糙，其中有许多关于中国的不实报道，还存在大量“恬不知耻的抄袭”，美国学者韩南（Patrick Hanan）则说：“郭士立的书当然是粗制滥造的，他几乎没法不粗制滥造。从1834年至1839年间，在艰难的条件下，他用中文出版了至少三十四部著作，其中许多是大部头的。”中国学者吴义雄评论郭氏《开放的中国》时认为郭氏“比写作《中国简史》准备得更为充分”，“不致流于空泛，或重复他人的成果”，“这样全面而清楚地展示清代中国各方面情形的著作，在当时的西方是比较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