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伦马特：我描写的是人，而不是傀儡。(2)

当今的国家成了一个匿名的官僚机构，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一个无形体。它没有了真正的代表，悲剧英雄已不复存在，因为在这种混乱不堪的“白种人的终曲声中，已经不再存在罪过和责任。人人都无能为力，个个都不愿意如此……一切都被撕卷而去”。一句话，怪诞是这个世界的标志：“我们这个世界就像导致了原子弹一样，同样也导致了怪诞”。而这样一个被异化得怪诞不堪的，也就是说只有悲剧而没有悲剧英雄的世界只有在喜剧中才能找到针锋相对的有效手段，因为喜剧表现的对象就是一个“丑”的世界，一个“奇形怪异”的世界，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说到底，喜剧就是“一个怪物的形象，一个面目全非的世界的面目”。显而易见，迪伦马特的喜剧不同于表现不致引起痛苦或者伤害的“丑”的传统喜剧，没有了概念化的善与恶的直接渲染或者皆大欢喜的圆满，而是以怪诞的艺术思维模式，立足于反映一个充满怪诞的、让人无所适从的世界，因此也就不可能像传统喜剧那样，让人赏心悦目幽默从容地去感受和认识，而使“笑”的艺术趋于多层次，变得凝重和深沉。
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喜剧中体会出悲剧性的东西，感受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看到张开的万丈深渊，悲剧性的东西就是从喜剧中产生出来的。”
迪伦马特的这种喜剧美学被一些评论家批评为采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和怪诞离奇的手法，宣扬不折不扣的虚无主义。对此，作者不无讽刺地给予了驳斥：“那么要说喜剧是绝望的表现，这个结论是可以理解的，但又不是无可反驳的。不言而喻，谁看到这个世界的荒谬与无望，谁就会感到绝望。然而，这种绝望的态度并不是这个世界招致的必然结果，而是他给予这个世界的回答；他的另一种回答可以是不绝望，是决心经受住这个世界。”因此，迪伦马特根本不屑于别人的种种非议，始终坚信自己的审美原则。他在喜剧中所表现的离奇，是“现实的”离奇；所表现的怪诞，是“真实的”怪诞。也正像作者明确指出的，“怪诞是一种极端的风格化表现，一种出乎预料的形象化描写。正因为如此，怪诞才能对时代问题，更确切地说，对当今的现实作出反应”。他同样直言不讳地表白：怪诞化的喜剧“是令人难堪的，但又是必不可少的”。
用这种独到的喜剧方式来表现悲剧性的东西，正是作者的艺术风格所在：悲喜交集，相互渗透，融诙谐与严肃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样的艺术表现既增大了喜剧的内涵，又使读者或观众能透过那“绝望”的表层，给所表现的这个世界“另外一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