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送别女儿，女儿送别母亲，她们的死亡书写有何不同？(4)

既然是实录，波伏娃很少使用抒情性的语言，也很少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悲伤与痛苦。整个事件逐渐演变成她沉思的动力，她从头回忆母亲的一生：一场丈夫出轨的庸俗婚姻；对童年的波伏娃冷嘲热讽、咄咄逼人，造成了母女之间较差的关系和不愿意相互理解的态度；父亲去世后，母亲突然变得自信和独立，到图书馆做志愿者，还学习了多门外语，显示出一个女性对生活强有力地抵抗……在追忆里，波伏娃终于重建了对母亲的形象，在情感的版图上为原本并不亲近的母亲增补了最关键的部分，从而逐渐实现了与母亲的和解。

波伏娃
波伏娃并没有声称“和解”，这种和解是读者从波伏娃的记录中捕捉到的，波伏娃说：“我们从这段缓刑中得到了一点好处，它将我们从悔恨之中拯救出来。”在这段母亲患病后的“缓刑”里，波伏娃越来越能体贴到母亲情绪的变化；和母亲的对话越来越默契，就好像她们的关系一直很融洽；她对母亲承受的医疗手段变得极端敏感，生怕母亲治疗过度而遭受痛苦，因此总是和医生发生龃龉；在照顾母亲时，她与妹妹也变得更加亲近，她们最终能够共同面对母亲的去世，这也是本书题献给妹妹的原因；她也从母亲对待疾病时不屈服的态度里，看到了母亲具有的人格力量。
因此，母亲去世后，波伏娃终于能够扪心自问：“为什么母亲的去世会给我带来如此强烈的震撼？”答案是，“她的死亡让我们发现她是独一无二的，她变得像世界那样广阔，这个世界因为她的存在而存在，因她的离去而毁灭。”通过母女关系的和解，波伏娃也终于能够沉思母亲的去世，沉思老人的境遇，乃至沉思人的死亡，沉思这种“强烈的震撼”。此时的波伏娃55岁，也将要步入老年。《安详辞世》的开头引用了狄兰·托马斯那句“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的诗句，是波伏娃对老人的告白。
老人要强有力的对抗死亡这一处境，哪怕是所谓“寿终正寝”。中国一些地方有“喜丧”的说法。但波伏娃经历了母亲去世这一悲痛事件后，清醒地认为，死亡就是死亡，“没有什么自然的死亡，在人身上发生的一切永远都不会是自然的，因为他的存在对世界来说就是一个问题。”（p142）因此也没有什么“喜丧”，死亡是无可避免的悲痛、惊恐，因此唯有对抗死亡，人才能经历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