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硕评《其他波士顿人》︱数字里的美国梦(4)

父与子之间、本土白人与外来白人之间、职员的儿子与工人的儿子之间，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中，眼前有不同的选择项。作者发现，“爱尔兰人攻下波士顿的政治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能并没有惠及移民一代，而是造福了他们的子女……样本证据可以让我们从中分离出1860年代和1870年代出生的一群年轻人，他们的职业生涯是在爱尔兰人攻下波士顿的政治之后展开的，而且可以将他们的成就与其他群体的记录进行比较”（149页）。整体看来，移民二代改变阶层的机会小于长期居民，移民一代更低。不过出人意料的是，俄国裔犹太人移民的第二代在社会阶层的跃升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甚至超过了东北部其他地区的白人移民；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表现平平，非裔美国人身陷社会经济泥潭、难以脱身。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塞恩斯托姆的结论只能说是中庸甚至平庸。他既没有颠覆过去的研究者们得出的美国社会流动性较高的基本结论，也没有完全否定相反的观点，而是以“有却不多”的态度将二者调和起来。不过，他将大量个人层面的材料加以串联、整合和比较，从而发掘出个体经验背后的共性和意义。这样的研究方法既可以在历时性中呈现城市人个体命运的变迁，又可以在共时性中揭示城市不同群体的特征。
但是，塞恩斯托姆的研究以数据为基础，数据的多寡优劣直接决定了研究的可靠性，这是新城市史家面临的共同挑战。本书在人口普查数据的基础上，引用了城市名录作为参照，但名录里收存的信息主要来自波士顿市，对于周边的市县郊区则很少涉及。倘若作者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类似纽伯里波特这样规模不大的城市，或是纽约市这样行政辖区很大的城市，名录基本够用。但波士顿地区向来以碎片化著称，郊区化进程启动较早，萨姆·巴斯·沃纳发现，早在1900年，波士顿中产阶级“将要居住的地区，是城市的32倍之大”（Streetcar Suburbs: The Process of Growth in Boston, 1870-19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63）。
新城市史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孤立地看待研究对象，研究者将流动性与城市中的其他因素割裂开来，只是通过分析统计数据描绘了特定城市中某个群体是否存在纵向的社会流动，却没有将这种流动性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没有考察其间的关系。本书也不例外，我们很难看到作者结合历史背景对社会流动性差异做出解释，似乎走进了这本书，就是走进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数字世界。特别是在美国史学思潮变动的冲击之下，随着族裔、性别、阶级等成为理解美国社会的基本维度，随着文化现象日益受到重视，社会流动变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可以多角度解释的问题，单独依靠对海量数据的处理已经不能很好地理解社会流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