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波：《庶民之声：近现代民歌与社会文化嬗递》(21)

诸多观点，或欠成熟或显偏颇，但均基于对民间文化、传统文化深入细致的思考，满浸着著者一直强调、始终秉持的对民间艺术、民间艺人的同情心与同理心。
仍如前说，近现代民歌的内容包罗极广，研究空间广阔，任何角度切入，均有无穷文章可做。如可由五更体、十二月体民歌入手，探究时序体民歌的内在生成机制；由花名体、物名体民歌入手，研求博物民歌的源流与审美趣味；由体量庞大、流传久远的各种仪轨歌、神道歌入手，钩稽民歌与宗教及神秘文化的关系。

《北京大学歌谣纪念增刊》
另如胡适在为《歌谣》复刊所写的复刊词中云，“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并云“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
或曰《嬗递》于近现代民歌“文学上的用途”评说并不充分，其实不然，各章所述，无不体现了著者倡言的“中国民歌学”理论所坚持的“民歌为主体、文学为本位”的基本理念。稍作细化，近现代民歌“于文学上的用途”或者意义，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诗经》是民歌的祖祢，亦是中国文学的源头，近现代民歌继承、光大了由《诗经》奠定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
近现代民歌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强烈关注，如书中所举醒民救亡以及“老妈”、青楼、鸦片等题材的诸多民歌，性质上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诗经·秦风·无衣》）、“硕鼠硕鼠 , 无食我黍。三岁贯女 , 莫我肯顾。逝将去女 , 适彼乐土”（《诗经·国风·魏风》）相类，带有鲜明的“惟歌生民病 , 愿得天下知”的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风格，而由“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延展为“愿得天下知”，正是“歌谣文理，与世推移”的结果，是近现代民歌顺应民智渐开的时代风气、彰显“民”的特征而作的自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