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波：《庶民之声：近现代民歌与社会文化嬗递》(22)

清肆雅堂刊本《诗经》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近现代民歌中的情歌，在延续前代情歌热烈、奔放、秾艳等特点的同时，因受乱世的影响而普遍地弥漫着感伤的情绪，如众多青楼题材情歌的浪漫主义，实际上已经沦为叹怨式的末世浪漫主义，其源头，则仍然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诗经·周南·关雎》）与“山无陵 , 江水为竭 , 冬雷震震 , 夏雨雪 ,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汉乐府《上邪》），从对爱情的甜蜜向往变为酸涩诅咒，同样是拜风雨飘摇、民不聊生的时代所赐。
不独如此，近现代民歌的诸多形制，同样可在《诗经》中寻得雏形，如《郑风·溱洧》云：“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近现代民歌中《对口满江红》等的男女对唱模式，即可视作“女曰观乎，士曰既且”在数千年后的遗存。
其二，近现代民歌扩大了文学的疆域，延伸了文学的功能，客观上对文人文学起到了“补位”的作用。
最显著的案例，是抗战爆发，形势危艰，文人文学本应响应“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担起全民动员的重任，可惜事实并非如此，论者云新文艺从诞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同人民大众的接近问题，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创造力求接近于民众的文艺，仍然不得不借助于旧的文艺形式，当时几乎所有的旧形式都被采用来表现抗战的内容，不论是旧剧、皮黄、各种地方戏曲，或者是大鼓、快板、小调、评书、演义，甚至山歌、小曲、金钱板、数来宝等，均装上新内容，用来宣传抗日和动员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