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死亡让医生争论不休？脑死亡困局谁来「解救」？(6)

2012年原卫生部委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成立了「卫生部脑损伤评价中心」，现更名「国家卫生计生委脑损伤评价中心」，负责脑死亡标准修订及相关医疗人员的培训等工作。2013年，该中心在《中华神经学杂志》上发布了《脑死亡判定标准和技术规范（成人质控版）》，以及《脑死亡判定标准及技术规范（儿童质控版）》。从此，中国有了第一个脑死亡判定的行业标准。
早在2018年，陈静瑜在彼时提出的「关于脑死亡立法的建议」就得到了回复，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回函中表示：「我们认为，在法律中对死亡标准进行定义和表述，很有必要。我们赞成您的建议，不一定采取单独立法的形式，可以采取二元死亡的标准，在现行法律中增加脑死亡和心死亡的规定，给死者家属一定选择权。建议有关方面在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时予以认真考虑。」
既然技术层面没有卡脖子的问题，前述数据亦证明公众的接受程度在逐年提高，甚至得到了官方回复，已经「万事俱备」，为何「东风」迟迟不吹？这中间的阻碍和困难到底在哪里？
王岳告诉健康界：「目前存在不同意见，一种观点是要制定专门的脑死亡法律，另一种观点认为死亡标准是一个技术标准，不需要立法。即不需由国家立法机构来制定，而是由行业和自治组织，以及行会出台相关技术。从这个角度来看，后者观点目前更被接受。」
在他看来，脑死亡虽然涉及一个死亡标准问题，但它会影响公民的很多民事权利，按照《民法典》，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终于死亡，因此，死亡是民事权利能力消灭的惟一原因。因此，通过人大的立法会更好一些。
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应该建立一个跨部门的新的器官移植法。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器官捐献国，每年实现捐献6000余例，获取器官2万多例。王岳认为，现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存在局限性，器官移植无论从它的供体获得，还是费用分担、保险等各方面，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应界定好捐献者、执行者、接收单位等各方的权责。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研究所所长、山东省眼科医院院长史伟云同样认为现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存在局限性。他表示，「该移植条例没有具体的上位法律作为制定依据。没有法律作为行为依据，我国遗体(角膜)、器官捐献工作就始终得不到全面的法律保护，就不能使捐献者、医生、接受者、医疗机构等各方权利主体享有明确、清晰、必要的权利与责任。今后即将实现的几十万、上百万的捐献行为，将始终‘带病’前行。我国完善遗体、器官和组织捐献立法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