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死亡让医生争论不休？脑死亡困局谁来「解救」？(7)

王岳还注意到，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汽车已经出现，因此由交通事故获取的器官供体会将越来越少，「事实上美国也同样面临器官供体不足的问题，因此他们已经开始研究并实验，如何通过基因工程将人与猪的基因进行结合，再快速生产出有肾肝心以及人的受体的遗传信息的猪。新技术一旦应用，就会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基因工程在器官移植方面的应用要进行立法规范，明确当事人法律责任，划定法律边界，简单的伦理约束，可能会出现集体沉默的现象。」
业界普遍认为，脑死亡阶段是器官移植的最佳时机，通过体外呼吸机维持血液循环和心跳，可以保证器官在最佳使用状态。而经过立法，能够科学、有效率地移植器官以后，将会使更多的垂危病人能获得重生机会。
我国首例脑死亡病例进行器官移植的，发生在2001年7月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该院成功把一名脑死亡者的肾脏，肾移植给两名尿毒症患者。
过去受制于文化和「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传统观念，人们不愿意过早接受亲人已经离世的现实。王英说，相比过去，现代人对生命的价值和认识已经有了很大提升，让脑死亡患者及时走完人生最后道路变得更容易理解，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因此有关脑死亡的立法「正当时」。
她希望，未来能够通过立法，让临床医生有更多自主权，也就是让医生有权利宣布脑死亡患者已经死亡。
「如果只有家属才能决定，是否为脑死亡患者撤掉维持生命体征的机器，相当于将这个难题交给家属，这在现阶段让家属接受起来仍然存在一定困难，这也说明在生命教育方面加大宣教很有必要。」
但同样需要正视的是，立法之后，可以预见短时间内人们的观念恐怕还是难以扭转。从质疑到接受，黄洁夫曾建议，心跳呼吸停止和脑死亡两种概念可以同时并存，群众选择死亡标准时可选择其中之一或两者，允许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
最快的脚步，不是冲刺，而是坚持。无论脑死亡立法何时实现，即便前路漫漫，医疗的进步，永远是推动生命之轮滚滚向前的不可替代的力量。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英为化名）
健康界出品
撰文｜牛慧丽 李子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