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宏观展望：中国经济的新周期和新特征，及如何走向复苏？(11)

具体而言，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后，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财政对金融体系注资稳定金融系统，一方面在2009年2月借助《经济复苏与再投资法》刺激经济，两年实际投资开支为7830亿美元。但是此后，社会各界出于对于政府债务高企的担忧[8]，国会没有拨款对经济进一步刺激。
韩国的财政政策因受到IMF救助计划的严格限制而快速收紧。在1997年12月发布的协议[9]中，IMF要求韩国政府在1998年收紧财政政策以减少货币政策的压力。具体的措施包括增加税收收入；减少经常性支出，尤其是减少对企业部门的支持；减少政府低优先级的资本支出等。
在地产危机期间为了稳定金融系统和提供社会保障，瑞典政府债务也大幅上升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1992年为了稳定汇率，瑞典政府当时就考虑采取财政紧缩的安排。到1994年新政府上台之后，由于认为危机期间瑞典已经产生了太高的财政赤字，有必要进行财政节俭。政府削减了支出并增加了税收[10]。
3.1.4 国际比较：股票与债券市场
经济复苏后，美国、韩国、瑞典的股票与债券市场都分别出现了相似的表现，股市表现较强，债券市场则有所调整。
股票市场方面，当经济走过复苏的拐点，股票指数都出现了一年以上的持续回升，股市迎来中等级别的牛市。

债券市场方面，在经济走过复苏的拐点后，这些国家的长期国债收益率都随之出现回升，债券价格有所调整。其中，美国的长债收益率回升幅度较小，债市回调有限；瑞典与韩国的国债收益率反弹幅度较大，债券市场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可能与美国的货币政策偏宽松，而韩国、瑞典的货币政策受限偏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