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宏观展望：中国经济的新周期和新特征，及如何走向复苏？(10)

韩国和瑞典的货币政策也存在抑制性因素，但是原因不同。由于在地产危机之后被迫放弃了固定汇率（或者实质上的固定汇率）转向通胀目标制，两国汇率一度大幅贬值，通货膨胀也因此大幅上升。先是为了稳定汇率后来为了遏制通胀，两国央行也不得不在失业率高企之际大幅提升政策利率（韩国政策利率一度上升到25%以上，瑞典的短期利率一度上升到500%）或者保持较高的政策利率。至少在经济复苏初期，货币政策也未能完全发挥支撑经济增长的作用。

此后，伴随着经济的复苏，美国核心通胀逐步回升——虽然非常缓慢；联储一直到2015年才完成首次加息。
韩国1999年通胀回落较快，利率也较快下行；到2000年经济复苏通胀重新上升之际，央行也跟随温和加息。
瑞典的通胀回落之后到1995年又有反复，央行也被迫在降息之后重新加息以稳定通胀预期；在通胀预期稳定之后，由于失业率维持高位，通胀明显回落，瑞典央行重新大幅降息；终于1997年以后瑞典居民重新加杠杆，瑞典经济明显加速，到1999年失业率明显回落之后瑞典央行才趋势性加息，幅度也比较温和。

3.1.3 国际比较：财政政策退出较快
虽然理论上讲，在经济复苏相对较慢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应该加力推动经济更强有力的复苏。但是，受制于财政节俭观念、债务压力等多方面的因素，我们研究的三个案例清一色出现了在经济出现复苏后不久，财政刺激就退出的现象。
从政府部门杠杆率来看，三国在危机期间政府杠杆率有所上升，但此后就基本保持了平稳甚至瑞典还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