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蒂.勃朗特书信（下），“要压垮我是不容易的”(23)

致埃伦：尼科尔斯先生来了。我受不了这种痛苦，鼓起勇气把一切告诉了爸爸。我获得了允许，继续和他通信。我所了解到的一切都使我尊重他，即便不是爱，至少有了感情。他在一切方面都表现出了毫不自私的忍让精神。他极度敏感，却能宽宏大量地原谅一切。埃伦，我订婚了。
我一方面感谢上帝指引我度过了重重困难，克服了思想上的许多严重的纷扰和苦恼。另一方面，我仍旧十分平静，对未来不抱太多盼头。我相信我会爱我的丈夫，我感激他对我温存体贴地爱。我相信他会是个重感情的，有良心的，有高度原则性的人。有了这一切，如果我还感到遗憾，还嫌他缺少才华，情趣和思想不相投，那我就太狂妄自大了，太不知好歹了。
盖斯凯尔夫人致约翰：他完全了解她死去的弟妹，以及她遭受的种种家庭磨难，他不是那种人，由于迷上了她的才气便幻想自己爱上了她。尽管他偏执、严峻，却掏出整个心爱她，被这样一个人这样爱着，想必是十分动人的。
凯瑟琳致艾玛：“就我来说，要是一个男人秉性坚定、忠实、深情、可靠，有一副相当实际的头脑，我对他就感到满意。较之对那种天资大大高过我，才气横溢但不可靠的人要满意得多。我最关心的是家庭拥有一种安宁稳定的气氛。”
“做一天的伴侣和做一辈子的伴侣不一样。一个人的家应该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点，是他命中一个不受干扰的区域。在家里，一个人需要的是安定，坚贞不渝的爱和信赖，不是风暴、变化和刺激。对方的沉着坚定和宽宏大量总是在扼制着你，使你不至走得太远。”
1854年6月29日，三十八岁的夏洛蒂和亚瑟.尼科尔斯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从她的信中可以看出，婚后她对丈夫的爱与日俱增。
“我丈夫不是一位诗人，也不是富有诗意的人。至今为止，他待我一直这样好。这种给以保护却不加干涉或僭越的做法，我相信，要比那虚情假意的好上一百倍。”
最后的时日(1854-1855)
夏洛蒂婚后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私生活上，她是幸福的。她的思想的主体由“我”变成了“我们”。她已在酝酿把开了头的《爱玛》写下去，只是曾打击过她姐妹的病魔最后也没饶过她。1854年，她与丈夫游瀑布归途中遇雨患了重感冒，不久又有了严重的妊娠反应。1855年3月31日与世长辞。在最后，她对丈夫说：“我该不是要死了吧？上帝不能分开我们，我们是多么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