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丨三个“史密斯先生”与18世纪英帝国的全球扩张(3)

除了共同的散商身份，三位史密斯还都是苏格兰人。这并不是历史的巧合。事实上，在东印度从事贸易的英国人中，苏格兰人是英格兰人的四倍有余。相较于英格兰而言，苏格兰一直被视为英帝国中贫穷且叛逆的边缘地带，亚洲贸易的高额利润和根植于苏格兰历史中的迁徙文化和冒险精神促使大量的苏格兰年轻人在18世纪中叶前往东印度和中国追逐财富，而三位史密斯皆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他们无法在东印度公司辖下寻到雇佣机会，便会转而成为像三位史密斯一样活跃在东印度和中国的散商。清代的档案文献中很少会对参与广州贸易的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做出区分，而是将他们统称为“英咭唎人”。韩洁西的研究则试图凸显苏格兰人在18世纪中英贸易间的特殊作用。她指出，以三位史密斯为代表的苏格兰散商几乎都是亚当·斯密“自由贸易”经济思想的拥趸，而亚当·斯密本人也是苏格兰人。
更重要的是，苏格兰散商与远在伦敦的政治高层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系，甚至通过这种政治联系将他们在远东的贸易需求转化为帝国的政治议程。例如，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和广州的史密斯都积极地就东印度和中国的自由贸易事务向亨利·邓达斯建言献策，后者是18世纪后期英国政界最重要的政治人物、首相威廉·皮特的亲密顾问和盟友。这两位史密斯先生对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垄断贸易大加抨击，他们对在华贸易的描绘也极大地影响到英国执政高层对中国的认知。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和广州的史密斯都向亨利·邓达斯建议派遣一个赴华使团以解决他们在华的贸易和债务问题，而这一提案正是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雏形。
那么，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苏格兰散商是如何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之外构建起一个连接英国、印度和中国的全球贸易和金融网络的呢？他们又是如何在印度洋海域掀起一场“商业革命”，继而影响和改变世界的历史进程的呢？这一切还需要从大英帝国的茶叶贸易和东印度殖民活动说起。18世纪中叶，中国的茶叶已经从一种奢侈品成为英国各个阶层的日用消费品。巨大的茶叶进口量和消费需求使得与中国的茶叶贸易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最为有利可图的业务。不过，要从中国的广州购入茶叶，东印度公司需要足够大量的白银进行支付。由于东印度公司可以出售给中国的产品乏善可陈，它也就无法通过向中国出口获取足够的白银。长期以来，东印度公司不得不通过向中国出口美洲的白银以弥补贸易逆差，而这一做法在英国国内饱受批评。随着1757年英国在印度的普拉西战役获得胜利，东印度公司试图将其在印度殖民掠夺所获得的白银汇往中国，以填补公司在广州的资金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