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丨三个“史密斯先生”与18世纪英帝国的全球扩张(5)

到18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的港脚散商都向广州的行商发放了大量贷款，而这些资本的所有者都是散商们在印度的英国委托人。这些债务关系还进一步在二级债券市场几经转手，还款利息叠加，行商的债务风险也越累越高。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代军机处档案中，行商张天球与颜时瑛供述道：“因一时不能付还，伊亦不甚催逼，遂将利银一倂作本换票，收执内有‘本夷不来，将票辗转兑付’，他夷亦照此将利作本加增换票，叠滚加息二十余年，是以积至如许之多。”最终，当广州的行商无法偿还外商贷款时，一场金融危机爆发了。
这场金融危机在18世纪70年代末爆发，几大行商因资不抵债而相继破产，中文史料和研究称之为“商欠”。中国史学界对广州体制下行商“商欠”的研究已经颇为成熟，并已经充分认识到“商欠”对“广州体制”的冲击以及同鸦片战争的内在联系。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鸦片战争止的八十余年间，广州的“商欠”事例时有发生，严重者有近20起之多。然而，“商欠”不仅仅是商业纠纷那么简单，由于散商们使用其英国委托人的资金放贷，当贷款无法被偿还时，整个金融信贷网络上的债权人都被卷入到风险之中。广州的史密斯和其他在广州的英国债权人要求面见广东巡抚和海关监督，以解决行商的欠账问题。当他们发现这种请求无望时，以史密斯为代表的英国债权人开始寻求国家层面的调停。1779年9月，英国海军的军舰抵达广州，并在一年后再度停抵广州。领头的潘顿舰长受到广州的史密斯等人委托，试图以炮舰外交的方式要求广州官府强制执行行商们的债务合同。
这一潜在的军事和外交冲突之所以长时间未被中国史研究者关注，是因为官方的档案中隐去了军舰到来的信息。在呈报乾隆皇帝的奏折中，广东巡抚李质颖和海关监督图明阿对英国海军军舰的到来只字未提，而是将潘顿等人统称为“夷商”，并将“商欠”问题的出现全部归咎于行商的贪婪。巡抚李质颖担心冲突加剧，决定由官府出面同广州的史密斯等进行债务协商以平息事态。官府协调解决“商欠”问题，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然而，英国的散商们对广州官府给出的债务偿还方案并不满意，因为偿还金额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债务纠纷虽然被压制下来，但散商们对债务安全和自由贸易的诉求却并没有降低。
1784年，另一起在广州的偶然事件将中英贸易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它就是著名的“休斯夫人”号事件。作为“休斯夫人”号的货监（即大班），本书的第三位主人公孟买的乔治·史密斯深深牵涉其中。1784年11月24日，名为“休斯夫人”（Lady Hughes）号的英国商船停泊在广州城附近。该船在鸣放礼炮时误伤到旁边的中国舢板，造成两名中国人死亡。事后，孟买的乔治·史密斯被逮捕，而鸣炮的英国炮手被乾隆皇帝下令处死。关于该事件的研究，陈利《帝国眼中的中国法律：主权、正义与跨文化政治》（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已有深入的辨析，该案也长期被视为英国在摆脱中国法律管辖并获得治外法权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