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2)

一行一行：我发言的题目是“重审九十年代以来的日常生活诗学”。今年四月在郑州举行的诗学会议上，我们提出了“当代诗的绝境与危难”这一论题，引发了不少师友的关注和讨论。“当代诗的绝境”的形成，不仅来自于当下诗歌体制的压抑和保守化，而且与1990年代以来中国诗学理论缺乏创造性更新关系密切。我们今天的诗歌写作和诗学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着所谓“九十年代诗歌”确立的范式。“九十年代诗歌”构成了一个“漫长的季节”，围困着今天的新诗写作。要走出这一“漫长的季节”，首先需要重审和清理“九十年代诗歌（或诗学）”的一些基本诗学概念和命题。在这些诗学概念中，“日常生活”一词是最具影响力且持续支配着当下诗歌写作的重要概念之一，它不仅是“九十年代诗歌”的基本预设，也几乎构成了当代诗不同派别、写法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在诗学概念群的结构意义上，“日常生活”也与“九十年代诗歌”的其他诗学概念如“个体写作”“叙事”“及物性”“中年写作”“经验主义诗歌”“口语诗”“民间写作”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看成是这些概念的共同前提。
“日常生活诗学”在当代诗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是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的历史语境促成的。在那一时期中国发生了一场剧烈的社会转型，深入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层面，并对中国新诗的写作状况产生了直接影响。诗人们似乎是突然发现了“日常生活”的存在，从“八十年代诗歌”所朝向的“远方”一下子掉转头来返回“附近”的寻常巷陌。如果对“九十年代诗歌”以及后续近三十年来的新诗现场进行观察，我们会发现绝大多数重要诗人都认同并践行着“日常生活诗学”。欧阳江河在1993年发表的《89后国内诗歌写作》一文中提出“（写作）活力的两个主要来源是扩大了的词汇（扩大到非诗性质的词汇）及生活（我指的是世俗生活，诗意的反面）”，明确将“九十年代写作”定位于对日常生活及其词汇的征用。西川在《关于诗学中的九个问题》中也认为写作要呈现“生活的诗意”，并将其理解为诗歌语言首先需要触及的“真实的花朵”，这是较早的对“及物性”的主张。
于坚则在一次访谈中提出“诗歌不仅要表现日常生活的诗意，而且要重建日常生活的神性”。著名的《下半身宣言》则提出诗歌应追求“肉体的在场感”，亦即返回到一种没有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污染的“纯粹肉体性”的日常生活之中。这几篇文章显然都有“站在日常生活一边”的诗学主张，尽管取向很不同。而从诗歌文本来看，所谓“九十年代诗歌”的诗人们近三十年来致力于“日常生活书写”的代表性诗作至少包括：欧阳江河《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快餐馆》《时装店》，于坚《零档案》，韩东《甲乙》《你的手》，萧开愚《向杜甫致敬》《内地研究》，黄灿然《奇迹集》，张曙光《公共汽车上的风景》，孙文波《六十年代的自行车》……这些诗作或诗集体现了诗人们在“日常生活书写”中的多层面诉求：（1）诗的基础是日常生活的真实性和具体性；（2）诗歌需要表现日常生活的诗意，亦即其中的神秘性、超验性（神性）和伦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