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37)

还有一句话，我印象也非常深，来自四川的诗人，清代张问陶，“名心退尽道心生”，说得太棒了！诗人，只有去掉名利之心，大道之心才能出现。我们今天也是，诗人也好，诗歌评论也好，一定把这个位置摆正，摆脱名利的枷锁。本来诗歌就是寂寞的事业，可是现在有人恰恰就是要用诗歌来获取一些蝇头小利，包括有的诗人即便在一个小小的县里，都成了评奖的专业户了，为评奖而写作，你怎么能写得好呢？搞评论的，“红包评论”带来的互相吹捧，本质上也是没将名利枷锁摆脱。不敢谢绝，不敢拒绝，这是不行的。袁枚当年也面临困境，他在写《随园诗话》的时候，是大名人，而很多清代诗人知道自己是传不下去的，就把诗交给袁枚，袁枚也知道这种情况，由于不能摆脱，最后造成《随园诗话》比较庞杂，降低了它整体的水平，否则的话，袁枚的诗歌理论见解是非常精辟的。这是一个教训，所以我们诗歌评论家面对创作的问题，要以实际质量为准，尤其是该说具体的就要说具体的，这个问题我自己也做不到，但是我希望各位一定坚守人格。
一个诗人写来写去，最终，拼的就是人格、人的高度。杜甫，你看他的人格，除了有点忠君思想和一点其他之外，你看他对前人后人、对诗学的那种广阔的胸怀，是非常伟大的。所以我觉得，咱们诗歌评论，做来做去，除去学问之外，最后就是人格的高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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