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4)

用巴迪欧的话来说，诗的本义和使命是“对事件的命名”，对当代诗来说就是在作为“情势”的日常结构中看到以往事件的痕迹和新事件的可能性——缺少“事件”视域的日常生活写作，注定是乏味的和平庸的。
从历史来看，崔卫平在当时没有意识到她所捍卫的那种“日常生活”本身是国家市场经济改革和意识形态调整的产物，同时也受到当代技术和媒介的深刻规定。“日常生活”在中国社会中的凸显，同时也是利己主义和虚无主义泛滥的过程，是金钱、权力和技术这三种力量结合起来实施对人的控制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慈继伟1994年出版的《中国革命的辩证法：从乌托邦到享乐主义》中得到过很好的描述。
在诗学上，“日常生活诗学”企图垄断诗歌的真实性，它忽略了诗的可能性、诗学的复杂性与日常生活的歧义性，变成了排他性的诗歌教条。与此相关的诗歌教条主要有三个。教条之一是所谓的“经验主义诗学原则”：只有对日常经验的书写才能使诗歌走向沉稳和成熟。一些诗人宣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才是真正的诗意，其他的诗意都是虚妄不实的；诗人应将日常生活当成自己修行的宗教并致力于写“日常生活的颂歌”。今天有大量的诗作都是奔着呈现日常生活的神秘性甚至神性去的。然而，日常生活不仅仅是神秘和诗意的，其中也同样充斥着无尽的压抑、规训和剥削。从“日常生活”属于“再生产”（阿尔都塞和女性主义都意识到了这一点）的视域出发，我们需要对“日常生活”进行多重批判，而绝不能只是单方面去写所谓“日常生活的颂歌”。教条之二是“日常语言诗学原则”：
诗的语言不能越出日常语法的边界，否则就是语言暴力。这种预先划界显然是对诗歌活力的武断限制，好的诗歌往往在语言的实验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刀锋上行走。教条之三是“写作必须成为一项讲求专业性的日常工作”，否则就是业余的和不入流的。这种工作态度对于诗人训练自身的诗艺、形成稳定的写作水准和风格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承认，存在着大量在“非工作状态”中（特别是事件作用于人之时）写出的杰出作品。在专业化的、每天写作的诗人之外，仍然有其他的诗人形态——他们可能写得很少，但他们活得很深；他们的生命主要投身于别的活动或行动，只是偶尔写一些诗，但这些诗同样值得珍视。“工作伦理”作为诗人的自律原则是很好的，但它不能成为评判一切诗人和诗歌的标准。今天已经出现了一种“专业诗人的傲慢”，这些诗人觉得除了自己所在圈子认为的“专业性”的诗歌语言和诗歌技艺之外，就不再有别的诗值得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