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5)

生活从来都不只是日常生活。生活与更大的宇宙、历史和他者相连。在“日常生活”之外，事件、神话冲动、朝向宇宙的想象和思辨、虚拟世界也都属于生活，它们都需要得到诗歌的书写。今天的诗学需要建立在对诗的更深刻、更完整的理解之上，这样才能打开通向未来的路径。
王东东：刚才一行老师的发言让我想到九十年代对史蒂文斯的推崇，“九十年代诗派”的这几个人都特别迷恋史蒂文斯讲的一句话，“钱也是诗”，这跟一行老师所谈到的“诗人要过好日子”的写作意识形态，我觉得是有关联的。当“九十年代诗歌”对日常生活的叙述成为唯一的诗学合法性，我想就到了对它进行反思的时候了，日常生活不是没有合法性，而是说当它成为唯一的合法性，“九十年代诗歌”也变成了一种唯一合法的诗学，那我们的反思就有必要了。“九十年代诗歌”就像一行兄所说，是产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转向和文化转向，在某种程度上，它填补了文化真空与道义的真空。但在诗歌精神和文化精神上，它其实表现为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这也和当时人文精神的衰落，可以说是媾和的，甚至说回天乏力。在诗学技艺和表现风格当中，它陷入了一种矫揉造作的文本中心主义，或者说唯文本论的后现代主义泥潭而无法自拔。
在诗学主题和写作对象上，它其实体现为一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经验主义和物质主义写作。刚才一行兄也谈到子瓜这位年轻的九零后诗人所提出的一个观念，来自王子瓜老师在《诗刊》上发表的一篇论述，其中最后一节，它的小标题就叫做“走出九十年代”，对此我和一行老师一样很感兴趣，希望听到子瓜老师的发言。

青年诗人王子瓜，本名王玮旭王子瓜：大概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写了《数字时代的史诗及其“云”作者》这么一篇文章，没想到凑巧碰上后来几位老师讨论“困境”“绝境”等问题。我觉得刚才一行老师“漫长的季节”的说法非常到位、形象，我和很多同龄的诗歌写作者都感同身受。没有一种诗学是真理性的，每种诗学都有它诞生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今天我们必须对“九十年代诗歌”进行一种康德意义上的批判，它意味着澄清前提、划定界限。“九十年代诗歌”所指的并非具体的文本，而是一套诗学，它是八十年代以来，以“纯文学”观念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物，与之相伴的概念还有个人化、专业化、商业化等等，而诸如“知识分子”“民间”“叙事性”等概念不同程度地衍生自这些概念。九十年代诗学将一个时代的宝贵财富和缺陷同时留给了我们。今天，我们身处的社会已然发生了深刻的转折，九十年代所建立的诗学形式已经无法适应当下的内容，必须做出调整甚至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