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7)

在这一方面，张枣的诗歌又一次体现了九十年代诗歌最深刻的矛盾：在写于1994年的诗歌《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中，张枣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试图给出自己的方案，他苦心孤诣地收容了诸种异质性的生活话语，然而最终他将它们一一“纯诗”化，统一于他强有力的纯诗语言，话语所携带的粗糙、复杂的内涵和问题就这样被轻轻消解了。
话语的增殖和系统化是当今世界逐渐壁垒化的表现与成因之一，而诗歌或许可以肩负起这一“开源”的责任。对话语和语言社会属性的关注，将使诗人发现“语言自律”只是一种幻觉，同时他也将发现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领域，可以施展他对于语言的抱负。话语性的写作引入了带有实体性质的、携带了种种权力结构、阶级意识、生活世界的话语，这样一来，同样是语言形式的诗歌就具备了它无可替代的优势，诗歌的工作也就有了更为明确和富有意义的内容。
王东东：子瓜老师从“纯文学”的问题谈到了“话语”，他将话语和语言对照起来，其实是为了重新寻求诗与真理，或者说与行动、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是重新打开诗的空间和生命的空间，这样诗的生命才会生长，而非萎缩。张枣其实也有“打开血腥的笼子”的说法。我们接下来请南京大学的李章斌老师发言，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

李章斌李章斌：我今天想讲的，关系到刚才一行，还有上次张伟栋讨论的“个人化写作”的问题，从书写姿态和主体建构的角度，谈一下如何给“九十年代诗学”祛魅，最后提出一点个人想法，即如何建构历史的、伦理的、他者的诗学的问题。记得上次一行兄提出了当代诗坛的“绝境”一说，发射了一些比较猛烈的炮火，当时我因为别的原因没有到场，如果到场，我也会给“九十年代诗学”补上一刀（众笑）。对于今天来说，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怎么走出“漫长的九十年代”。我就开门见山地说吧。所谓的“九十年代诗学”，可能被一些不那么具备“代表性”的作品和理论主张所代表了，或者说掩盖了，我们一谈九十年代，动不动就是“中年写作”“历史个人化”“日常生活写作”“叙事性”“知识分子和民间”，好像现在的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和文学史论著不谈这些东西，就触及不到“九十年代”的内核似的，这里的“九十年代”是指“长九十年代”，也就是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的长达三十年的“九十年代”（后面会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