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8)

那我就简单地提个问题：难道昌耀、多多、张枣等诗人，不算九十年代的诗人吗？或者简单设问一下：昌耀到底算“中年写作”呢，还是“晚年写作”呢？要说到“中年”，多多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很“中年”了，《教诲》还不够“中年”？多多算是“知识分子”呢，还是“民间派”呢？昌耀的《花朵受难》《致修篁》算是“日常生活写作”还是“知识分子写作”？好像两者都不算。这时我们会感觉这些概念好像都不那么适用。难道他们的作品不是九十年代最有说服力的一批作品（之一）吗？它们被剔除出“九十年代”了？然后我们发现，前面说的这些概念的提出，更多地适用于提出者本人，而且有时候更像是诗人、批评家争夺话语权的一个手段。问题是在争夺完这些话语权之后，提出者拿出的文本未必是那么有说服力的，我想到一个比喻，这就好比水面上一群比较小的鱼儿掀起浪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一些更大的鱼则更安静地在水底潜游。
当然，就诗坛而言，这个比喻可能不完全恰当，那些水面上搅浪的“鱼儿”也未必只有巴掌大小（有的后来也长得更大），但是，水底下还有好几条大鱼是毫无疑问的——就像多多过去所说，“孱弱者”在这个时代飞上了天空。
因此我觉得给所谓的“九十年代”祛魅，要重新进入九十年代的内部和深处，而不总是非得谈那些标签、概念不可。黄灿然以前在《最初的契约》里面有个说法，他说，诗歌的各种主义、流派和标签，每过十年就会提出一次，它们有两个效果，一个是会进一步迷惑那些本身提出它们的人，使他们陷入自己设定的圈套，还有一个就是吸引更多的人进入诗歌，有的或许还会逐渐走到诗歌的核心去。因此，大约每过十年，就迎来一次诗歌认知的刷新，会重新思考诗人用什么样的方式直取诗的核心，并重新反思已有的主义、主张，进行诗学的重构。理论上来说是这样，但是这个重构在近三十年却并没有发生，或者说没有进行得很彻底。刚才提到“长九十年代”这个说法，像“漫长的季节”一样，延续到现在已有三十年了。为什么会这样？这其中有权力架构和文学场域方面的原因。记得上次会议说过“三方媾和的诗歌体制”的问题，“作协”“学院”“民间”三方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种妥协，或利益均分。
虽然有三方，但说白了就是一方，三方是高度同构化的。这种妥协与同构就导致过去那些被提出的理论、主义，变成一种不容置疑的“象征资本”，在各种会议、诗会、分享会的循环展演中被无限放大，因而批评体制也持续地僵化。进一步地，也导致诗歌“阶层固化”，给青年诗人与批评家普遍带来一种“窒息感”。说到阶层固化这个词，应该意识到，肯定不只是在诗歌领域存在，它是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