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6)

今天，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青年诗人需要认真面对现实，并探索出适合自己时代的诗学道路，这就是我在文章中所说的“走出‘九十年代诗歌’”的意思。在那篇文章里，我探讨了青年诗人写作的知识性、话语性和数字时代的新经验等问题，试图发现我们诗歌中的一些新质。当然，这一切还必须建立在对九十年代诗学的准确理解和认真反思的基础上。接下来，我想从诗歌的语言问题入手，谈一谈我对九十年代诗学的认识。在九十年代，诗歌的语言意识十分复杂，“诗到语言为止”“口语”“叙事性”等观念都是它的一部分。在我看来，它的核心思路是将我们对诗歌语言的理解“技术化”，正如钱文亮在《新诗的技术》一文中所说，九十年代诗歌将“技艺（或技巧）”视为“现代诗歌的特征和本质”，以专注于或寄身于技巧的态度促进中国现代诗歌的成熟。这里所说的技术，很大一部分指的是语言的技术，诸如“诗人是语言的工匠”“手艺人”这样的观念至今依然十分流行。
即便是貌似反对语言技术化的口语诗，事实上只是一种反技术的技术，它没能克服，反而还放大了技术的弱点。对此，臧棣有过一个准确的总结：九十年代的诗歌主题实际只有两个，那就是“历史的个人化”和“语言的欢乐”。
在这样一些有关诗歌语言问题的讨论中，语言被抽象化了。语言并非工具、修辞、技艺等封闭性的东西，更不是那些早已被九十年代诗学克服掉的东西，如个体情感与思想的载体之类。技术化的语言观念有它的局限，这一观念的极端表现，就是张枣的“元诗”概念，它带有强烈的“语言自律”的味道，并被技术化地、抽象地抬升为更高层次的“汉语性”问题。这些观念本身没有对错，如果没有这些观念，当代诗关于物词关系等诗学问题的深入探讨将是不可能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个体私语和工具语言这些低层级概念与“汉语性”这样的高层级概念之间，事实上还存在广阔的空间：语言是一种社会性的东西，它本身是一种社会存在，它既是符号也是实体，既是物理的、美学的也是伦理的，它被具体的历史所生成，同时也生产着具体的历史。
回顾中国新诗的诞生，在胡适一代人那里，白话诗的语言问题从来不只是一种抽象的、纯语言的、技术化的问题，而是一种话语问题，带有鲜明的权力意识。《文学改良刍议》里“活文学”的说法和对俗字俚语的认可，刘大白、刘半农、俞平伯、沈尹默、康白情等人对民谣的借鉴，周作人“平民文学”的理论架构，都关注到了语言的这种社会属性，白话诗的诞生使更多人的心声得到了表达和倾听，也催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动。早期中国新诗的这一思想脉络或许可以被称为“话语性”的诗学，它所内蕴的话语解放的梦想，并非仅通过白话取代文言就能够一劳永逸地实现。他们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而后每一代诗人对此都有所推进。比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穆旦、袁水拍从鲁迅的杂文那里得到启发，从时事政治、报章材料中“拿来”主题、意象乃至语汇，发明了一种话语并置的诗学。近三十年里，姜涛、韩博、王璞、曹僧等少数诗人对诗歌语言的这种社会性、话语性有着明确的意识，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处理着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