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9)

今天在这里提出的一些想法，可能会引起老一辈诗人、老先生们不满，他们可能会觉得无非是新一代诗人、批评家要来夺权啦，玩他们过去那套已经玩过的游戏。我觉得首先需要警惕的就是那种代际替换的逻辑，即那种新一代人革老一代人的“命”的方式。这样的逻辑在过去几代诗人重演很多次了，否则怎么会有“第二代”“第三代”“八零后”“九零后”诗人之类层出不穷的说法？坦白说这是很成问题的，这让诗歌与诗学的发展更像“权力的游戏”与“时间的把戏”。用同样的方式取得成功，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失败，这是所谓“自设的圈套”。这里还面临一个问题：同代人的自我吹捧、诗人与批评家的合作与共谋，会导致批评伦理的普遍失陷。“三方媾和”从批评的角度来说，就是伦理的失陷。如果一个诗人、批评家一方面批评别人不讲操守，另一方面自己也写了一大堆无节操捧臭脚的文章，这样的“批判姿态”有多少价值呢？
就这一点而言，每个人可能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反省，这类姿态已经多得触目惊心、惨不忍睹了，上两代人有，我们这一代人也已经有所体现。因此，一种真正有效的批判姿态与批评理念，需要从其本人的全部批评实践中真实地体现，而不是个“姿态”。
下面谈谈“历史个人化”的相关问题。这背后涉及到诗与历史的关系。过去很多人谈起这个，都会把问题和历史主义联系起来。还有的诗人、论者一听到对方讲“历史意识”，就喜欢把对方打入到“历史决定论”这个地牢里去。这里需要在概念上辨析一下，“历史主义”（historicism）这个词，还有另一个翻译，就是历史决定论，比如卡尔·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原名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值得一提的是，那种把历史视作一切文化的根源、决定力量的观点，早在20世纪已经过时了，在西方几乎变成人人喊打的东西了。我个人觉得，不要轻易地把对方命名为历史主义和“历史决定论”，因为这太容易引起误解和一番“牛头不对马嘴”的大乱斗。
说到“历史主义”，就来谈谈九十年代“历史个人化”问题，我觉得这个说法提出的出发点是好的，它实际上是想摆脱那种被规约的“历史”对写作的束缚，因为个人化总比集体化规约的方式要好，它是在为个人书写争取空间。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套方案往往实现得不尽如人意，在不少文本里，“个人化”往往变成了随意化，甚至是搞笑化，这倒是扎扎实实地印证了胡适那句半严肃半戏谑的断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九十年代各种对“历史”的反复打扮之后，诗歌中的“历史”反而变得面目全非、令人啼笑皆非，成了变相倾倒文人趣味、低俗欲望、玄学搅拌的垃圾堆。坦白说，我的个人偏见是，在九十年代诗歌中并没有看到强有力的、深刻的“历史”书写。如果这就是个人化的结果，实际上它已经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