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11)

但是，从七十年代开始的两个特征却很顽固地被“遗传”下来了，即主体性幻觉和自我中心主义——当然，我使用这两个词是中性的，既无褒义也无贬义。在有的诗人那里，这两个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比如顾城、海子，而在另一些诗人那里，就比较隐蔽一些，比如张枣等，有时包裹在“语言中心主义”或者“语言的欢乐”之类主张的表皮下。近四十年来汉语诗歌中最为知名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用这种视镜写出来的，它成了当代汉语诗歌的诗性想象与语言发明的一套固定模式。这套模式当然是有效的，但是它已经被沿用得太久了。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如果我们期待一套新的写作方式和批评理念，那么我们必须对此做出反思。举一个例子，很讽刺的是，在八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中，很少出现深刻的内疚意识，诗人们习惯于那种“我不相信”“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奇怪的肺朝向您的手”一类的自我正确、自恋式写作的伦理氛围与语言发明机制，有的几乎到了疯狂与自我复制的程度，说到“内疚”“自责”（这首先意味着戳破那层自我与主体性的泡沫），那绝对不是他们的“菜”，因此，说句过分的话，很多当代诗人的人格与个人意识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
当然，得强调一点，并非人格完美就能写出好诗，我只是在说，不妨对这些人格“惯性”做出调整，以便激发新的写作潜能。
如果一定要说九十年代诗歌的自我中心主义、语言中心主义有什么局限的话，那么不妨说，它们过于简单地处理了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还有诗人和整个文明、共同体的关系。借用陈东东一篇文章中的比喻，当代诗人习惯于把自己当作荒岛上的鲁滨孙，有时甚至是人格上的野人“礼拜五”，却没有意识到背后是整个文明和人群。人群，在很多诗歌中变成了抽象的“他们”或者“别人”（我曾在《从“刺客”到人群》这篇文章中也讲过这个问题）。九十年代诗歌的“个人化”书写把自身的任务集中到了自我的表现与语言的发明上，但是文明与共同体要求一个诗人做的或许并不只有这些。八十年代后期，骆一禾在反思自我中心的时候，就指出“自我”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定点”，而是一项“动势”，包括“本我-自我-超我”等，也包含潜意识、意识等多个层面。现在回过头来看，意识到“自我中心”的局限是很有意义的。
当年海子、骆一禾试图解决自我的“窄化”问题，超越“文人趣味”局限，解决方案是形而上学式甚至有点神学式的，比如把天、地、人、神都带进自我的背景之中。但是，从他们的写作实践看，又依然容易落回“自我中心主义”与“主体性幻觉”当中，这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