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13)

王东东：章斌兄讲得很精彩，他指出了文学史叙述权力的问题。其实盘峰论战，就是一场“五鼠闹东京”式的猫鼠游戏，猫鼠一窝，一丘之貉。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在九十年代文学史家已经成为了诗歌皇帝，然后划定一个范围，说这几个诗人就是“御猫”，于是引起了于坚、韩东等“五鼠”的不满（众笑）。这种对话语权的争夺，其实体现的是九十年代的诗歌精神和社会道义精神的堕落。这些都是以前诗人的出场方式，很有策略性，甚至诗学方法、精神和技艺也为策略性所绑架。然而现在，我们还是应该专注于诗学的建构，基于诗学原理并且朝向诗学原理来讨论问题。另外，章斌具体地从写作运思和内潜的层面，同时基于杜甫所代表的诗史传统，谈到什么是历史精神和历史诗学，还有后面谈到的伦理诗学和他者的视角，这些都是诗学原理层面的建构。在我看来，现在很多九零后、零零后年轻诗人，包括理论家、批评家，所受的教育是历史上最好的，我们和他们在一起，完全有可能促成新诗史上最具原理性的讨论。
下面有请青岛大学的冯强老师发言。

会议现场冯强：刚才章斌兄提到，中心主义的主体性幻觉使诗人远离了文明。我顺着这条思路说，并且尝试将历史意识进一步引申至文明意识。文明意识仍然是一种历史意识，当然是一种更长时段的历史意识，这里只是策略性地重新命名一遍。我主要围绕西渡的三个文本展开讨论，在他那里，我们看到一位九十年代诗人身上的“非九十年代”因素。1998年，西渡有两篇文章发表，一是《历史意识与90年代诗歌写作》，二是《重提“修远”》，从发表时间看，《重提“修远”》早于《历史意识与90年代诗歌写作》，但实际的写作时间（1997年11月）晚于后者（1997年3月）。《历史意识与90年代诗歌写作》将“九十年代诗歌”与“历史意识”关联在一起，并以此作为九十年代诗歌区别于八十年代诗歌的主要特征，而“本土化”“个人写作”“中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叙事性”等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对“历史意识”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