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14)

《重提“修远”》里西渡几乎推倒了《历史意识与90年代诗歌写作》所认真总结的“九十年代诗歌”特征，认为学界以“叙事性”“讽刺与喜剧成分”“个人写作”等归纳概括“九十年代诗歌”相当“牵强附会”，与其强调与八十年代诗歌的断裂以凸显“九十年代诗歌”的优越性，不如研究二者间的连续性。他的思路就是回到骆一禾提出的“修远”，“诗歌之路漫长，长过90年代，长过生命。我们作好了‘死在中途’的准备了吗？谁看见过那终点的无限的风光？”《重提“修远”》是目前我能见到的对“九十年代诗歌”装置的最早质疑，作者告诉我，当时他对“九十年代诗歌”持一种矛盾态度，因而“一边阐发，一边怀疑”。
2012年，西渡出版《壮烈风景：骆一禾论 骆一禾海子比较论》一书，其中明确提出骆一禾“以文明为坐标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他认为海子、骆一禾、戈麦的去世让“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方向中断了”，因为他们所探索的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救赎和自新之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诗歌完全放弃了体现在上述诗人身上的宏大抱负——一种扩展性的诗歌时空和诗歌心灵——而走上了一条相反的自我收缩的道路”。这里可以呼应一行兄的日常生活诗学批判，凸显的是超出日常生活那部分，希望的部分，乌托邦的部分。
骆一禾大致将时间分为三种：物理时间、历史时间和文明时间。物理时间是可度量的钟表时间；历史时间是时代性的，以年代计，受近代史观的影响，多是单线性的、决定论的；文明时间则综合了斯宾格勒、汤因比和雅斯贝斯的历史哲学，文明有一个生长、衰老、死亡和再生的过程，动辄以千年计。“九十年代诗歌”的“历史意识”主要针对基于个人的历史时间，缺少一个更长时段的文明论视域。
这种逼仄的历史意识与“九十年代诗歌”的现代主义逻辑及其背后的个人-主体写作原则密切相关。骆一禾反对“自我中心主义的狂徒”，他用的概念是“生命”，“生命是一个大于‘我’的存在”，海子与骆一禾分享了类似的思想：“要热爱生命不要热爱自我”。在骆一禾和海子那里，“生命”“同时含有过去、未来和现在”甚至是“文明史与史前史的一种集成状态”，这里应该有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于是，我们跳出了“九十年代诗歌”的“历史意识”，来到一种更长时间跨度的“文明意识”。拥有“文明意识”的诗人倾向于自我和去自我的交叉运动，很多时候诗人隐匿为无名，因为“不论伟大还是渺小都是一个两端无限伸延的文明链条中的一环”。犹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大学生》，在那里，“过去同现在，是由连绵不断、前呼后应的一长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这条链子的两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