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16)

我们绝对无法从循环中脱身，只能像海德格尔所说，“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这就不仅需要我们对当下的感受力，还需要更长时段的判断力。西渡说，“对骆一禾，诗歌不是一种单纯承担审美功能的文体、文学类型，而是一个集神话、经书、史诗于一身的综合体，兼具审美、伦理历史、社会批判等综合功能”。这最后的目的，是“为华夏文明的新生提供系统的、综合的价值理想、价值基础”。

诗人、诗歌批评家、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伟栋张伟栋：我认为，几位老师的讨论都切中了我们所要反思的核心问题，在今天的背景下，我们须持有一个意识：当代诗必须要开创新的局面，必须要破除当下历史的局势。这种破除不是指某种个人意愿，而是需要应承时代的历史势能去创造、想象一种未来诗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的讨论可以说切中了某种时代精神。在这里，我们对九十年代诗歌也并非单纯地否定，而是已经意识到它不可能的部分，以及它对未来构成阻碍的东西。并且，这种反思不是去指认某些个体的人，而是希望我们能汇聚成共同意识，以从困境中摆脱去打开一种未来性。几位老师，包括一行，都谈到了“日常生活经验”，我觉得一行为我们描述了“日常经验的恐怖”。当下，我们更多的感受是日常生活经验的恐怖、生活的倦怠，是它对我们切身的压迫，可以说，我们的生活经验已经被巨大的历史危机所穿透。
九十年代的日常书写经验也是一种历史意识，我认为章斌说得很好，九十年代是一种带有严重历史分裂症式的历史意识，是从总体性中将自身切除出来的历史意识，它的具体特征，是将有限之物当成无限的，将个体之物当成绝对的，将单纯的日常经验当成诗意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章斌谈的历史是要求我们回到真实的历史本身，不是我们想象的、自以为是的或者个人化的历史。所以，对于章斌所提出的“主体性的幻觉”的说法，我认为统合了我们今天对九十年代问题的讨论，在这样的幻觉中，我们总以为自己介入历史怎样都行，但事实上我们怎样都不行，在其中，我们看不到未来性。所以回到历史本身，或者回到他提到的“共同体”、“通过行动去建立共同体”，恰恰是回到诗歌最原初的意义。诗的“行动”某种意义上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创建”，诗是通过创建去完成，而不是通过书写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