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15)

只要碰碰这一头，那一头就会颤动”。在文明意识中，“生命”不是一个现成的个体-主体，而是一个切实感应着的总体性事件。
西渡认为从《河的传说》《滔滔北中国》开始，骆一禾的时间观念从“历史时间转向了文明时间”。《壮烈风景》附录的对谈里，东东引了骆一禾《风景》里的一句诗，“每日里的批判，只是为把内心污辱”，他说，“如果诗歌不能体现一种精神的自足、一种‘大全’的状态，那么在我们中国这样的语境里，它很可能就沦为一种批判的材料。”这显然是针对“九十年代诗歌”及其背后的现代性-现代主义逻辑。现代性，用帕斯的话来说，就是批判的激情，一种批判和否定自身的传统。
“现代文明”是我们的宿命，但它却是一个悖论的存在。蒂洛·夏伯特认为“现代性”与“文明”是绝对对立的，作为一种文明范式，“现代性”恰恰意味着对任何这种秩序的彻底否定，“现代”本身就是现代文明危机的原因，“现代性的连续性来自于一种危机的连续性”。也许我们可以尝试着提出一种“危机诗学”，一种危机意识下诊断与重塑现代文明的诗学。西渡明确说骆一禾的诗歌理想“带有一种反现代的理念”，这个“反”，不是脱离现代，而是看清现代性-现代主义逻辑之后的危机意识，它恰恰以现代性-现代主义逻辑的终结为自身的起点。帕斯说，以积累为最高价值的现代文明总是试图掩盖死亡和终结的形象。要正确运用“现代性”而不是坠入当下主义的深渊，就必须在死亡和终结的危机意识中重新领会它。犹如骆一禾诗歌中反复出现的“黄昏”一样。
关于历史和文明，1990年代之前的诗歌氛围，大致可以分为三派，一派完全是批判性的，完全是否定，比如北岛曾把历史视为一种完全反人性的压抑机制；再一派是江河、杨炼“认同性的历史重构”，进入21世纪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诗歌可以视为其延续；再一派就是骆一禾、海子，骆一禾《河的传说》避开前两者的简化思维，它将历史区分为“龙的历史”和“人的历史”，“龙是一个漫长的没有意思的故事”，是吃人的历史，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失去了希望，因为还有受难和牺牲，还有绵延不绝的斗争，所以仍有“史诗和中国人的神话”。既有严厉的批判，也有赤诚的希望。危机诗学除了要说批判性的“不”字，还要说出肯定性的“是”字，它在绝望与活力之间摇摆起伏，要在总体上生命恢复生与死的可逆性，恢复时间神话性和史诗性的一面。实际上，存在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诠释学循环”，不过对当下的过度强调破坏了这个带有总体性特征的时间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