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17)

还有就是，子瓜说到的“技艺”。“技艺”“技巧”当然是九十年代的核心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被真正理解，对它的讨论必须以破除语言本体论意识为前提。就像我们总说，诗是语言的艺术，诗当然是语言的艺术，但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命题本身，就还是在语言的本体论意识中，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语言是什么，才开始走出语言的本体论意识。也就像狄尔泰所说，技艺并非单纯的语言游戏，技艺、技巧恰恰体现了社会精神，是社会精神要求语言以那样的方式呈现出来，而社会精神的背后就是历史意识。
各位所谈都有一个共同出发点：漫长的九十年代。“漫长的九十年代”今天还在延续它的审美惯习、语言套式和书写原则，已然陈旧。章斌所说的，用“九十年代的牢笼”来形容更加具体，九十年代的确就像牢笼一般将我们束缚在其中。有鉴于此，我认为我们讨论的重点，核心应是九十年代的“历史”与“历史意识”，如果我们不能对这对概念进行纠偏，那么我们就无法展开当下的工作。但是，什么是“历史”“历史意识”呢？我觉得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但我们至少应该知道它大概会是什么。章斌刚才提到：臧棣说“诗是狂喜”，这看似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诗学主张，诗当然是狂喜，还有一个类似的说法，西川的“诗是重生”，这看起来也很正确，但这些说法背后仍然是某种个人化写作的历史意识在里面。无论是狂喜还是重生，都不过是当年海德格尔存在论时间观的再现，因为海德格尔区分本真性与非本真性时间，认为时间是一种“绽出”的状态，历史在那一刹那绽出，而绽出就是狂喜。
但我认为海德格尔的历史观念存在一定问题，即他认为时间是历史的可能性条件，而恰恰是这个思路为九十年代个人化写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与海德格尔生存论的“向死而生”的时间观非常不同的，是列维纳斯的时间观：时间在历史之中。列维纳斯认为时间是由历史给出的，即我们当下体会的生活来自于我们对这种生活的总体性想象。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就意味着未来性，海德格尔将当下的时间看成历史的决定性条件恰恰是有问题的，这与狂喜、重生的诗学观具有理路上的相似性，如果我们把当下看成绝对的，那么个体就是绝对的。因此，谈论历史首要是未来性，我们需要意识到时间在历史之中才能延续，离开历史，时间就终结了。那么“未来性”是什么呢？章斌所说很切合列维纳斯的说法，未来性就意味着我们所不知道的、无法把握的他者性与他异性。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是不充分的、有局限的，承认我们并非完人，不能把我们的此刻当作历史绝对完美的状态，而应该承认我们现在所不是的、不属于的以及无法完成的他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