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19)

因为我们今天的历史完全不一样了，历史已经发生剧变，而我们却依旧按照原先那种方式显现语言，显现诗歌。让我最不能理解的是，有些诗人不认可我们讨论的困境，非常无知地说，“至今还没有谁能取代我们”，这样的想法就非常九十年代。可以说，1978年以来当代诗从宏大叙事中解救的“个体”，十分敌视总体性与历史性，认为谈论总体就是回到革命叙事，就是想回到某个年代。其实完全不是，我们无法回去也没必要回去，历史不可能单纯地重演。对于总体性与历史性问题，我们是从当代的整个历史情势当中，从历史发展和真实逻辑中去探讨。那么，从宏大叙事解救的“个体”，自八十年代以来不断被分有，这个分有线索是沿着“大写的主体”“小写的主体”“身体性个体”“技术化个体”这么一个大致的下行路线，其大概对应的时间线则分别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新世纪的两个十年。
朦胧诗所占用的“个体”是“大写的主体”，这类主体还是以个人的姿态去应对政治、历史、社会以及超越自我的总体目标等等，所以他们说，“我不相信”，这带有理想主义倾向，九十年代写不出这样的话。
这个昂扬的“个体”在八十年代后期被分化掉了，从“大写的主体”变成了“小写的主体”。“小写的主体”面对的不是社会，而是面临与自我的关系，面对个人的喜怒哀乐和日常生活。这类“小写的主体”进入了真正的日常生活，但这个日常生活不是全部日常生活，而是非常私人化的日常生活。从整个历史脉络来看，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篇文献很重要，就是韩东《三个世俗角色》，他认为这类主体去除了所谓的“卓越的政治动物”“神秘的文化动物”“深刻的历史动物”，以上这些全是大写的，所谓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超越个体有限经验的东西。韩东宣称，“始于1986年的‘第三代’诗歌运动结束以后，中国当代诗歌进入一个所谓‘个人写作’的时期”，这就是对小写主体的确认。“小写的主体”注重心灵的真实，不是朝向外在的，而是朝向内在。这是一个去政治化的内在，在去除特殊形式的政治化时，也把一切对共同体有意义的政治化给推翻了；
同时也是去历史化的，历史变成了戏说，变成了个人化历史，历史成了怎么写都行。小写主体有一个问题，它无法与他者真正相遇，它碰见的只是它自身的自我。他人在此只是它的幻象、它的变形、它确认自我的镜子。一旦它不能与他人相遇，也就无法进入公共的、普遍的领域，就只能走向欲望，走向内在性的超验，而不是通过历史经验所找到的总体性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