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21)

技术多样性告诉我们，一定要发展出不同于技术逻各斯统治的另一种技术，而将诗歌作为历史性机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以反对控制论机器的全面统治。好，时间到了，我先说到这里。

会议现场亚思明：张伟栋老师追溯了八十年代以来历史诗学的发展过程，强调“历史意识”是诗歌的核心，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断的“合成”。尤其现在智能时代构成人机联合，技术逻各斯控制了我们的主体，让我们丧失了想象和感觉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困境之一。怎么去解决这个困境呢？就需要重新对历史观念有所建立。其实伟栋老师所谈的这些问题并非中国所独有的，而是世界范围内现代艺术所面对的整体性危机。奥地利学者汉斯·赛德尓迈尔（Hans Sedlmayr）在《艺术的危机：中心的丧失》中预见世界文明的未来可能性存在两种模式：其一，“新的世界文明将发展我们时代的一些极端形式，至少发展它们所体现的关于人性的观念。这意味着它将摈弃人文主义，这不仅体现在狭义上的人文主义，而且，它将在最广泛、深远的意义上摒弃它”；第二种可能性在于，“我们当今的艺术所象征的情境，只是一个过渡性阶段…
…我们星球的科技方面的统一发展将为另一文明所取代，那是人类的内在世界，它将重建真正的关于精神和灵魂的文化，人将再次实现自我的统一，人类将再次回归他本真的自我中心”。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预测的提出实际上关乎我们如今所处的这个时代，它是“元宇宙”“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网络热词不断发酵并酝酿下一场科技革命的当下生活的一部分。由于科学进步不断刷新人类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必也将带来文学气质的改变，因为“艺术风格的发展史，就像各民族的神谱一样，自动地反映出了其宇宙感的不同层次”，这也正是我们“未来诗学”的语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