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18)

我们承认他异性、承认未来性，就意味着承认历史是总体性的，承认历史是在过去、现在、未来的这种连续中的一个总体，因此，未来性、他异性、总体性就是对于历史的笼统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怎么去理解历史，就取决于我们拥有怎样的历史意识，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历史意识，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观。
那么，问题的核心就是章斌所说的：我们要回到历史意识，要思考如何重新去构造、去理解一种与时代匹配的历史意识。过去我们深受艾略特的影响，但艾略特的历史意识并没有完全说清楚，他的历史意识是一种保守主义的东西。历史意识不是别的，如果用两个概念来概括：首先，历史意识是“合成”。历史意识将过去、现在、未来合成在一起，它通过合成来把握时间，以知道我们在哪儿，我们有什么样的将来以及何种过去。由此再去切入当代诗，就会发现当代诗不仅被各种各样的历史意识所局限，而且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其实诗的最核心的部分是历史意识，是历史意识决定了你选择什么样的语言观，决定了你怎样处理个人生活。我认为狄尔泰的说法很重要，他说历史意识对诗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第二个概念是我多年前提出的“历史对位法”。历史对位法是指把合成之物再分解开来，我们首先置它于合成，然后再分段，看这种历史是在什么样的机制中运转的，探究其中过去、现在、未来的不同对位。
这三者可以不断交换位置，我们有时候把未来作为第一性，有时候把过去作为第一性。而九十年代的历史非常狭隘的一面是，它只承认某一种意识，将历史贴上标签，而不承认对位法，即历史可以根据时代的局势，根据当下的经验，根据未来对我们提出要求，不停地对位。因此，我认为冯强提出的思路就很重要了，我们应该通过历史去看当代诗的发展脉络，即1978年以来当代诗的历史意识是怎样来的。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些时不要忘记：当代诗是在具体的历史节点中生长出来的，就像柄谷行人说的那个概念认识性装置。当基于这种观点，再来看我们所谈论的九十年代，就会发现它有它的起源和非常确切的历史节点，只不过它生成为认识性装置后遗忘了它的起源。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意识到1978年以来的当代诗的历史节点，如果我们不清楚它与之前那段历史交错、关联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无法真正去理解它。
当然，也可以说所有存在的诗都是合理的，但我们需要知道其背后不合理之处。从1978至今的当代诗都具有一个结构，即追求以“个体”为中心的现代性书写。那么，这是什么“个体”呢？当然不是波德莱尔、马拉美的那个现代个体，而是具体的历史给出的个体，是从阶级斗争和革命叙事中解救出来的个体，是反对宏大叙事的个体，这个“个体”构成了当代诗的历史主体，它有特殊的、具体的历史特征。这种个体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生活世界。当然，这种想法很重要，但是历史根本不会如人所愿，想要什么就来什么，并且在历史中所有诗学主张都要打折扣。从革命叙事中摆脱出来的“个体”，我一直将它称为“赎回”的个体，这种赎回感就像某些诗人所说的：“我们终于能按照内心写作了。”但这样的“个体”在当代的历史进程中被发展潮流裹挟了，身不由己。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论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