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12)

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与活生生的他者“面对面”（而不是海德格尔式的“肩并肩”），便很容易回到主体性幻觉当中。因此，我期待的是一种“伦理的”诗学，即只有自我认识到他者绝对意义上的存在之后，历史或曰时间才真正地“开始”了。列维纳斯说：“圣经中的人是能够容许他人从自我面前通过的人”。“他人”不是一面自我的哈哈镜，用来映射其主体幻觉，而是必须在诗歌中被“忍受”的存在，用多多的诗说，“在曾经/是人的位置上忍受着他人/也是人”（《忍受着》）。这不仅是写作内容和主题的问题，也意味着语言更新方式和诗歌动力机制的转变。说到这里，如果我们重新回去看九十年代诗歌，多多的《常常》，张枣的《父亲》《祖母》等诗，都有过类似的尝试，可惜他们没有把这条路径持续地推动下去。2000年之后，朱朱的一系列作品（如《我是弗朗索瓦·维庸》《清河县》），可以看作这个方向上的努力，他所谓的“成为他人”的理念，不仅是一个价值目标的问题，也是对语言动力机制的重新调整，只有这样，“叙事诗”才作为一个文体真正地站立起来了。
相比之下，九十年代以来的大量的叙事诗、长诗，在本质上仍是自我中心与主体性幻觉的产物，而自我中心与“抒情诗”几乎是相互定义的、孪生姐妹一般的关系，因此很多所谓叙事长诗也就显得像是从“抒情诗”这棵大树上强扭下来的半生不熟的果子。
现在来简单回顾一下“九十年代诗学”，不管它如何声称自己的超越性、独特性，它其实也是特定的时期（即“漫长的九十年代”）的产物，这个时代显然在今天已经结束了（很讽刺也很悲哀的是，它的结束跟诗歌一点关系没有）。前面一行说，“日常生活写作”是与“长九十年代”共谋的结果，我补充一句，个人化写作、自我中心与主体性幻觉，同样也是与历史、与“长九十年代”妥协、共谋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是“小金字塔”与“大金字塔”形成的隐秘的谐振。从今天的情况来看，“长九十年代”至少在历史层面已经走向结束了，再顽固地坚持那套说法显得有点像是王婆卖瓜与作茧自缚。提“历史的个人化”是不够的，还应该反过来，说“个人的历史化”和“个人的他人化”。这不是简单的写作内容的变换问题，而是需要在与语言更新机制上进行艰难的转换，即由过去常用的主体性幻觉导致的强制力量带来的语言创新，转化为主体和他人的关系，以及诗歌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互动带来的语言更新。
进一步说，诗歌需要变成一种“行动”，从个人与文本的“内部”挣脱出来，不仅是简单地回应文明与共同体的吁求，甚至带着重建共同体的隐含动机。只有破除主体性幻觉、戳破自我的那层可疑的泡沫，把他者与他人真正地放回诗歌当中，时间和历史才真正地得以展开。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期待一种“未来的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