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10)

现在还不如换一个说法：重新进入“历史”，或者个人的历史化。如果一定要写历史，首先是要尊重历史，要么不写，要么就要严肃地触碰它的痛处和深处，否则，我们反而成为“历史”的同谋。这倒不是说要由历史决定我们的写作方向，实际上，历史就像一张充满动力的“弓”，射出诗歌的“箭”。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比较反对上次楼河提出的“超验诗学”，诗歌当然不能只是经验的堆砌，但如果完全和经验没关系，也就跟历史没关系，这只是一种理想的假设。他所引用的《诗品》序的话“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其实也不只指向自然事物，还包括人类的经验层面、事实层面。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在中国传统中，还有强大的“诗史”传统，如果没有这个传统，我们就不会把杜甫树立为“诗圣”了。所以，历史一直以来都是强有力的诗学出发点，只不过它既不是终点，也不是写得好坏的标准，否则亚里士多德怎么会说“诗比历史更真实”呢？
与其强调和历史的关联的重要性，还不如强调历史意识的重要性。这个历史意识经常被人拿来和历史决定论混为一谈。实际上，在T.S.艾略特那里，这个词指的首先还不是诗和历史的直接关联问题，主要还是在破除浪漫主义以来对“独异性”的崇拜，他认为那些我们自以为很有独创价值的东西，在此前伟大的诗人那里已经有（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了，所以独异性只是浪漫主义的幻觉。认识这一点，对当代诗歌很有提醒意义，八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崇拜、语言中心主义，往往就是在独异性的逻辑上，他们追求一种首先在技术上、语言上“独异”的东西，经常把这当作诗歌写作的动力和目标。这种语言中心主义的内核是自我中心主义，用庄子的话说，便是“以天下之美尽为在己”。大量有所成就的诗人，在一种主体性幻觉中自我重复，让修辞的机器空转，把语言的跳跃和空白作为回避真正难度的遮羞布。
此外，还有很多诗人得益于八、九十年代那种特殊的历史语境，将“姿态”的展示和“立场”的标榜作为写作的核心内容，这种路径成为他们获得成功的敲门砖——而且他们确实“成功”了——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写作以及生活中的主体性迷雾，然后又与权力机制形成巧妙的共振和合谋，因为两者都是“金字塔”结构的，一个是“小金字塔”一个是“大金字塔”。
在这个意义上，重提“历史意识”、恢复一种伦理的诗学是有意义的，也即，我们不要刻意标榜独异性和“个人”。借用布罗茨基的一句话来说，“你远在人群之中”。进一步说，你的诗也远在人群之中。从七十年代以来，汉语诗歌一直在展示书写主体的对抗性姿态和边缘地位，即便是写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鸡零狗碎，也喜欢把自己那套鸡毛蒜皮视作独一无二的存在，这很值得怀疑。问题在于，那些看似“独异”的写法、内容，放到今天来看，彼此却显得高度重复。这些写法几乎已经被重复三十年了。所谓的“个人”，早在“朦胧诗”的时代就已经被凸显出来，它带有对抗性、反集体性的光环，在特定的时代有它的历史意义；然后到了“第三代”诗人那里，“个人”身上的历史光环开始退却，往私人化、日常生活化的方向发展，在后来所谓的“学院”写作中，强调的也是“个人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