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3)

（3）部分诗人还试图通过写作对日常生活进行精神分析、社会学反思或文化批判。
“日常生活诗学”在九十年代初兴起的时候，具有阶段性的正当与合理性，它使得诗歌得以摆脱空洞抒情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和具体性，并拓宽了新诗内容和语汇的边界。但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一诗学理念早已暴露出了自身的局限和困境，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又一种诗歌意识形态和诗学教条，将当代诗局限于一个貌似广阔、实则狭窄逼仄的空间之中。今天，从其中衍生出的各类流水账叙事诗、小反转段子诗、情怀党生活感慨诗、私人自拍式诗歌，已经泛滥成灾。在“生活高于一切”的名义下，各种自恋、自我抚摸和自我玩味获得了一种新的语言形态——以前是沉溺于直接抒情，现在是沉溺于“讲自己的故事”。这些贫乏的写作，虽然不能说明“日常生活诗学”的上限，但可以表明其下限或“无下限”。这是由于，“日常生活写作”在其提出的时候主要是策略性的和偏于一端的，缺乏对诗歌的整全、周密的理解。
崔卫平写于1993年夏天的《诗歌与日常生活——对先锋诗的沉思》是九十年代“日常生活诗学”中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诗学文本，其局限性和误导性也最为典型。崔卫平此文是将“日常生活”视为当代诗写作的精神原则（“写作是一项日常工作”）的最重要文献，其基本主张可以概括为：第一，“日常生活”即生活本身，“事件”不能改变日常生活的基本状况，因而“事件”是不重要的——人不应该渴望“事件”，而应安于日常生活，反对“日常生活”即反对生活本身，这种反日常的冲动本身是最庸俗的；第二，日常生活所使用的日常语言是唯一真实有效的诗歌语言，语言实验是暴力性的对公共语言规则的毁坏；第三，强调诗人的写作需要具备一种“日常精神”，亦即一种注重技术细节的责任伦理和工作伦理，把写作当成一项日常工作。崔卫平希望借此建立起当代诗的基本范式与边界，而诗人对“日常生活”的逾越将遭受指责。
我们可以从哲学、历史和诗学三方面对崔卫平此文进行反驳，这些反驳同时也是对整个“日常生活诗学”的批判。在哲学上，“事件”作为突破日常生活的力量被崔卫平完全低估了。正如施米特所说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例外决定常规”，即“事件”决定“日常生活”。一种完整的诗学必须看到“日常生活”与“事件”之间的辩证关系或相互转化性。在日常生活中潜藏着其自我否定的因素，不仅是作为日常可见的反日常情绪和不满冲动，而且作为恩斯特·布洛赫所说的“尚未意识”和本体论意义上的“希望”经验存在于生命深处。只讲日常生活，不讲事件，不讲根本结构发生革命性改变的可能，就是在剥夺人的希望。在泛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将一切革命、事件都贬低为灾难和乌托邦妄想之时，我们必须守住人类的希望。因此，完整的诗学必须同时包含“日常生活诗学”和“事件诗学”这两个部分，而不是仅仅只强调诗的日常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