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25)

这个有点残忍的比喻，正揭示了这批诗歌僭主的精神状况，他们所舔食的正是历史和诗歌的剩余快感。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开启的颂歌时代，在诗歌中塞满革命话语、乌托邦情结和集体主义狂热，这些曾给诗歌读者提供了巨大的快感（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幻象）；到70年代中后期，地下诗歌运动和后来的新诗潮又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反抗的巨大快感；但是到了90年代，这些完整的、宏大叙事般的快感本体，在同时代的诗人身上消失掉了，他们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剩余快感的逻辑。正因为进入了某种历史的剩余，所以才能享受到与众不同的快感。他们享受剩余快感的方式，正是通过90年代的诸多诗学命题揭示出来的，比如提倡日常生活、叙事性、中年写作、本土意识、及物性、个体写作、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等等。这些写法占据了历史剩余的各个边角和旮旯，潜滋暗长，具有瘟疫般的生命力，不断地延长、维系自身最后的一丝愉悦感。
我们今天提出要重审、解构“九十年代诗歌”，常常遭到“九十年代诗人”及其维护者的质疑和谴责，把这种直面问题本身的讨论解释成为夺权、“弑父”和升级换代。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陈旧的模式，持这种观点的人也体现了一种狭隘的保守立场。尽管在写作上的个人化、开放性被肯定和鼓励，但是许多诗人仍然无法摆脱那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他们预设了自己立场、观念和方法的绝对正确，从而不加论证和对话地宣布与自己意见相左的群体的绝对错误，否认一切其他可能的立场、观念和方法。一旦有人对“九十年代诗歌”及其范式提出批评，这些旧制度的维护者就魂不守舍，如坐针毡，如同有人动了自己的奶酪一样，在完全不同的认知视野中编织自己的棋谱和兵法，为反对而反对，为争论而争论，而不肯面对事实本身。
“九十年代诗歌”在一出场的时候，自有它在诗歌写作上的历史价值、优越性和有效性，“九十年代诗歌”让当代诗歌从一种空泛的、集体化的、统一制式的政治颂歌中解放出来，并提供了全新、辽阔的躲避灼人的崇高性的空间，就是前面讨论过的日常生活维度、叙事维度、个人化维度等。但这种有效性在“九十年代诗人”手中并没有贯彻到底，他们最终故步自封在了个人的桃花源里，而没有激起新的历史主体身上更广大的、社会意义上的触觉，也没有最终在“人的条件”意义上导向存在者的行动。一旦丧失了行动的可能，他就同时丧失了疗愈的良机。这导致了九十年代以来大量诗歌文本在趣味、方法上的重复和泛滥，形成了某种“文本至上”格局和无意识。“文本至上”的无意识标准，将当代诗推向两个极端：一个是以知识分子诗人为代表的对写作高级感的追求，就是追求文本和结构的繁复、容量的致密、修辞的极端智巧，甚至希望与西方大师一决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