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26)

二是在剩余快感驱动下不断秀下限，写庸常生活和媚俗趣味，体现那种非历史的在场感和身体欲望，也纵容了口水诗的无聊和空洞。
“九十年代诗人”想要抓取的那些不带宏大叙事意味的物，那些微小的物，或者说日常生活的神性之物，实际上已经非物化了。因为这些物本身已经变成了信息。在今天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物不再成为客体，因为客体本身带有反抗性和挑战性。物被信息化之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驯顺化倾向，智能化的使命就是一切都按照人所欲望的样子来安排生活世界里的物，取消了物内部的他性因子。人与世界之间不再有张力，诗歌也就丧失了观察、研究、分析生活的能力，也不再可能揭示这种幻觉背后的机理和秘密。起码我认为“九十年代诗人”已没有能力去处理今天这种被信息所包围的生活，而90后诗人还有可能。
最后我稍微总结一下。在我看来，“九十年代诗歌”给诗歌写作留下两个矛盾。一个矛盾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九十年代这样，在诗人代群、身份认同、写作意识、诗学观念和实践当中充斥着权力的思维。新诗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加陷入自身的矛盾：诗歌写作本来赋予无权力者以“权力”，按照伟栋兄的说法，它本该是一个“弱的普遍性”的呈现。但在今天，诗人的写作成为了为权力无意识所驱动的书写，成为权力争夺、分配、消费的一种无功利装饰。一旦有人对权威提出不同意见，就会被认为有争夺权力之嫌。
另一个矛盾，我们可以在废名的新诗观中进行检验。废名曾给出一个著名的关于新诗的定义，他认为，新诗是“诗的内容”配上“散文的文字”。但是“九十年代诗歌”以来的诗歌写作，反而倒退性地把“诗的内容”置换为“散文的内容”，这种不伦不类的新诗变成了“散文的内容”配上“散文的文字”，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种变态的旧诗，或者旧诗精神的变种。这种保守的、回退的意志，在九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气候里驻扎了下来，暗中迎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微型建构，丧失了新诗的先锋性和朝向未知和未来的拓荒精神。我们的生活在这种诗歌的喂养下，也变得无聊、抑郁、乏善可陈，因为一种道德感正在丧失，美学便跟着蜷曲、萎缩起来。
最后如果我们可以喊出一句口号的话，可以整合前面讨论中子瓜兄和章斌兄的两个祈使句：首先，让我们鼓足勇气、充满决断地走出“九十年代”；接下来，让我们以开放、理性和包容的意志重新走进九十年代。第二次提到的九十年代，已经不再带双引号了，我想这个细节不是无关紧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