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28)

第一个方面当然是汉语自身的发展。新诗和现代汉语的历史才不过一百来年，仍旧处于发展中，还远远没有达到足够的成熟。在新文学诞生之初，《马氏文通》引入欧化语法的思路被胡适继承并贯彻到了理念和实践中，成为迄今为止的主流。“九十年代诗歌”的“叙事性”“日常生活”等命题与胡适所强调的自然语序合流后，流弊日显，当代诗也因语句过于散文化而被外界讥讽为敲敲回车键的工作，甚至成为只能用眼睛看、不能用嗓子读的“哑巴诗”。诗的散文化，恐怕本身就是一种有时代局限性的观念，这种观念是过渡性的，是为了解放思想的表达而出现的，但是在现代汉语的表义技术初步健全后，它的一统地位就值得被反思了。在清末民初，语言建设的路线其实很丰富，不仅有胡适的“句读系于文义”的路径，还有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强调的“句读系于声气”的路径。
声气的完整统一、连续推进、起伏波动等等，都是复杂的内容，这种强调“语气学”机制的创作还有巨大的探索空间，也是以“语义学”为基底的人工智能创作尚难以涉足的。
第二个方面前面子瓜也提到了，是话语的问题。需要注意到，现实是，“现实”本来就常常缺席。就拿看起来最现实的时政新闻来说，可以发现，许多发声所针对的目标非常明确，甚至偏离了对现实情况之反映的要求，成为一种话语内部的再生产。也即，说话不是为了说事儿，而是对另一些话的应激反应。至于在消费主义的话语系统里，则有着为差异而差异的题中之义，内含着强烈的危机意识，资本只有通过不断地制造差异，才能在快速消费的市场中稳固地位、扩大份额。于是我们发现，话语的把戏总是花样繁多、层出不穷。激情喷象、狂热拼装，似乎确实使差异得到了大量增殖，但差异，真有那么大吗？我们的生活就是被以权力、资本等为代表的强势话语充斥，变成一种“伪诗”式的生活，一种“愚美”流行的生活。事情再明白不过了，还有必要再纠结于诗与“现实”的关系吗？不如大方承认，最惨烈的现实就发生在诗这里，新诗应处理也最适合处理的正是我们的“汉语现实”。
诗可以做的，是穿透话语的外壳，呈现、分析话语生成、转化的轨迹，辨识甚至拆解话语深处的隐形结构。
然后第三个大的方面，其实也是伟栋老师提到过的，当下的生活已被电、波、数字、代码、矢量、像素等等要素包围。随着个体的网络存在比重越来越大，游荡于线上和线下的身心正不知不觉地经历着一场迷惑、吊诡的赛博生存。这里面有便捷也有控制，有丰富也有单调，有对话也有暴力，有平等也有歧视，有快乐也有愤怒；有恶意也有温情，有矫作也有戏仿，有魔幻也有真相，有消遣也有回味，有易逝也有恒久……很多时候，是各种各样的现代技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组织方式、情感方式和思维方式。至于时常躲藏在系统背后的“大手”，则学会了将我们置于图像、声音、文字等各种形式的时代致幻剂之麻痹下，对我们施加精神伤害。当然，“大手”的本性从来如此，只不过也如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所说，在形态、方案和程度上与时进化了。写新经验并不是说要去直接书写这些客观的事与物，去引入这些材料、元素，那仍是一种低级的反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