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30)

为什么我认为贯穿这首诗的是一种“青年精神”呢？“和睦”二字十分关键。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以及新诗的发端，都有对“新青年”形象的构想，但是重新去翻看当年陈独秀、李大钊他们的许多表述，“新青年”的理想往往是偏于社会功用性这一端，倒是在北伐战争之前的那几年，当时的社会思潮还带来过一些别的声音，比如“少年中国”协会的王光祈，他当时写文章向国内介绍德意志青年运动，就特别强调，我国青年应当效仿的是“自为训育”的理念，也就是，在一个年轻生命的展开中坚持自己教育自己，从而保持广辐的可能性。这个理念即使在当时的德国，也已经属于小众，而在中国，包括在后来新诗史的一些诗学偏好中，更是很快落入湮灭的境地。
我们还可以做另一种类比，因为诗里有一个“哥哥”和一个“我”，这种人物关系，让我联想到青年时期的杨晦和诗人冯至。冯至视杨晦为最好的兄长，而他自己早年就写过一些异常动人又坚定的文字（这些文字不一定是在诗里出现，但能很好地反映他当时的精神状况），可是到了1930年代，当“哥哥”杨晦催促他要醒一醒、睁眼看现实，随后，冯至便发展出他的“中年诗学”，其实现在再看，所谓“中年诗学”固然带来了《十四行集》，但本身很大程度上还是策略性的，并不是那么自然，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冯至对“中年”的举荐过程中，“青年”就作为一种不成熟的样态被扫除掉了。我们不妨比较一下罗念生这首短诗，和冯至十四行诗的第四首《鼠曲草》，前者从容阔大地说，奋勇，休息，完成你伟大的人生，你会发现，这是在一条直线上的期许的达成。而《鼠曲草》呢？在一个所谓“中年”的状态下，顿悟到的反而是，我只能在“你”（鼠曲草）的否定里完成，“我向你祈祷，为了人生”，就显得被动了。
这首先还不是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要注意到，在背后催动这两首诗的语言，是两种不一样的精神姿态。
还可以做最后一种类比，就是在青年时代，投身于德意志青年运动的本雅明，和他的好友海因勒。海因勒英年早逝之后，本雅明为他写了一大批悼亡诗，他们之间相互激赏的地方在于，他们都相信，社会文化、体制、年轻人的未来，关键在于对一种“青年精神”的获取。本雅明早年写有几篇谈青年文化的文章，好像一直不太受注意，国内也很少翻译，其实他对“青年”有自己的定义，他说，这是一种“对纯粹精神的提取连续不断的脉动感悟”，用理查德·沃林对它的描述来说也很好，叫“青春是通向成年的结束，而不是通向它自身结束的方式”。那么在这里，“青年”作为精神原点的那种源源不断的层次感就出现了。想一想本雅明后来在20世纪压力很大的环境下所做的那些坚持，包括他对历史哲学的独特实践，我们应该不难体会到“青年精神”之于诗歌、之于文化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