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31)

其实回过头来，看看新诗史的脉络，“青年”的内涵，在诗学上往往是处于被窄化、被压抑的状态。我们并不会因为曾经有“新青年”的口号，就必然有新青年，情况反而是，很多时候，正由于“青年精神”的缺乏，一个年轻人如果想取得所谓成功、成熟，就必然向“中年”的角色去靠拢，在这个过程中，恰恰把自己更多的可能性丢失掉了，语言、文本的创造力也因此有所损伤。我们常举艾略特的一个诗人25岁之后必须有历史意识来作为某种标准，但对于这个标准的理解是不是有偏颇，我认为是可以再斟酌的。那么，这就是我从罗念生这首短诗的阅读所获得的联想，它大概能解释持续打动我的原因。这首诗的最后一行是，“完成你伟大的人生”，其实，“伟大”，在这里也是平实而坚厚的意思。而环绕整首诗的那种温煦的语感、语气，也常让我感觉到，即使作者那时还是小年轻，是“小罗”，他只是远远地眺望着伟大人生（尤其当他把这句话放在诗的末尾，更会构成形式上的“眺望”），但一个已“完成”的人生也是在场的，因为“青年精神”在场。
我想以这部分内容，稍微呼应一下前面各位的讨论。可能我讲的过程，有某些点，已经跟大家的想法有了些许对接，比如九十年代的“中年写作”提法里面，是不是也有它过于快速下判断、用策略性掩盖本真性的地方呢？比如在历史压力面前，诗提供的心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再比如王光祈重视的“自为训育”，或者“青年精神”，它跟诗教又是什么关系？这些疑问，在整个新诗史上可能仍有很大的阐释空间，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这种阐释，我相信还可以缓慢并且精细地去做，只是有一个前提：要加入新的、此时此地的问题意识。谈“未来诗学”，如果把反省的时间、空间都拉得更阔大，是不是以此形成的批评，就会更长久而有效？我觉得，今天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工作的推进是困难的，做一点是一点吧。
王子瓜：关于“未来诗学”，我也有一些畅想。这还要从当代诗的“绝境”谈起。在郑州会议上，一行的论述其实存在两个层面，一个是诗歌写作的困境，一个是诗歌史叙述的困境。后一种困境十分准确，不过不是最重要的，况且它也很难改变。而针对前一种困境，几位老师当时的论述我觉得都还不够彻底。
必须意识到，诗歌只是人类诸多精神形式或者说文类中的一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认为文类是纯粹的文学形式因素，这种观点实际上并不正确，按照詹姆逊的说法，任何一种文类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语境中存在的。文类是建构社会意义的结构，不同的文类以不同的方式塑造世界。当一种文类失去了社会意义的建构功能，它便会消亡。因此，那种天真地认为当代诗形势一片大好、毫无问题的看法，同样也没有看到困境的真正面目。